山西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分解和原因研究

目前对于贫困的研究,已从收入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贫困的脆弱性是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对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很少,对于山西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更是空白。文章运用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方法,对山西农村贫困的脆弱性进行估计和分解,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山西农户贫困的脆弱性为0.3148,即在目前资源分配方式下,农户的效用比消除了不平等和完全规避风险后的情况下降低了31.48%。其中,由于贫困带来的脆弱性为0.1143。在影响农户贫困的脆弱性的因素中,体弱多病者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当年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特殊困难群体的持续性脱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为此,本文以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特殊困难群体长效稳定脱贫的指标,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测算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持有的生计资本较少,其贫困脆弱性程度更高。内部生计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体现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直接显著地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资本,可以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在风险抵御上,女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强关系进行非正规借贷,而男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弱关系进行正规借贷以抵御风险冲击。研究还表明,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会受到重大事件、政府补助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关注女性或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短期可加大对贫困脆弱女户主家庭的救助力度;长期可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其制定长效脱贫政策,如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女户主家庭提供支持。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特征

利用2016年秦巴山区6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劳动力健康、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都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工作经验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呈现倒U型特征;劳动力健康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劳动力健康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家庭负债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CHIP2013的经验证据

正确把握负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认识新时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政策量化依据。本文借助CHIP2013年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户家庭负债对其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负债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当家庭负债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家庭负债的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逐渐提高;当家庭负债超过该临界值时,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而贫困脆弱性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入家庭负债平方项,计算得到该"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家庭负债收入比为2. 85。     

缓解还是加剧：政府补贴对贫困农户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意味着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下阶段仍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工作。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农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研究政府补贴对贫困农户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贫困农户脆弱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政府补贴的增加会显著缓解贫困农户的脆弱性;政府补贴与脱贫农户脆弱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府补贴的增加会显著加剧脱贫农户的脆弱性;政府补贴会通过降低脱贫农户自主创收的积极性来加剧其脆弱性。鉴于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建立科学监测机制,合理运用政府补贴的减贫功能应对零星的返贫与新增贫困问题,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对脱贫农户的后续帮扶应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生计类帮扶为主,帮助其构建可持续生计框架,审慎使用并适当减少对其直接转移性资金补贴,避免产生适得其反的帮扶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数字金融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以及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对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陕南地区移民搬迁与家庭脆弱性解析

本文采用2014-2017年陕西南部地区3市42村的跟踪调研数据,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对移民与非移民家庭的脆弱性进行分解,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测算移民搬迁对农户脆弱性所产生的净效应,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农户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整体上有效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风险与差异性是构成家庭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从多个维度以及形成机理进行研究,对脆弱性、生态移民理论以及移民的后续生计理论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精准“防贫”效应分析

利用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行政村跨期十数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贫困脆弱性视角量化分析、评价不同时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效应及其精准性。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1999-2011年期间降幅巨大（约下降99%）,抗风险冲击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总体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即期效应显著,可使农户贫困脆弱性指数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然其“防贫”时滞效应却并不突出。分不同群体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防贫”虽存在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包容性较强、瞄准精度尚可,能惠及大多数“重度脆弱户”和“中度、轻度脆弱户”;换言之,除“微度脆弱户”、“极度脆弱户”及部分“重度脆弱户”外,其间各贫困脆弱组农户均能从中得到保障,然贫困脆弱性强度越高,所受保障程度愈小。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防贫”的精准度可持续性差,无明显时滞效应。     

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研究——基于湖南10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及其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可能性问题研究,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中国中部10村实地调研所取得的数据库,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 LR）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网络对贫困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并同时检验VRP假设和RTNP假设在解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农村贫困与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因素中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环境生态风险有着显著性的关系。从风险承担网络角度来看,基于正式支持网络所带来政策效应以及基于非正式支持风险承担网络对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也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形态学的双螺孔自动检测技术

基于广西民族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田野调查和MPL风险偏好行为实验样本数据,对贫困农户的风险感知、风险偏好与农业风险管理策略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贫困农户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态度,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对其风险管理策略选择均具有显著影响;风险感知越强、风险规避程度越低,贫困农户越倾向于采用事前风险管理策略,而风险感知越弱、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贫困农户则更倾向于采用事后策略应对风险;风险感知与风险偏好的交互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贫困农户风险管理策略选择的事前事后差异。完善农业风险管理和实施精准脱贫,应采取积极措施提升贫困农户的风险感知水平,干预和缓解贫困农户的风险规避态度,建立贫困农户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四大因素诱发农村贫困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自然与人力资源禀赋不足、严重自然灾害、残疾和大病是当前农村的主要致贫因素,因此扶贫工作应以改善农村社会服务、培育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为主。 一、当前农村主要致贫因素 (一)自然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扶贫重点县贫困农户有70％生活在山区,其中2002年和2003年连续2年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农户有76％生活在山区,46％的农户人均耕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