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伦理精神的培育是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伦理问题是教育的基本问题,这既关系到对教育的本质、功能、作用的认识,又关系到现实的教育发展走向和人才培养规格。培育伦理精神是教育的原初意义,教育培养"有伦理精神的人"。教育对伦理精神的培育一是在人性基础上的培育,二是在伦理转化中的培育。     

论人的本质与人性

从生理、精神、实践等层面固然可区别人与其他物种之不同,但皆未正确揭示人的内在本质;马克思站在"社会性"视域考察人,其突破性贡献不在于终结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讨论,而旨在为人的现实发展寻求理论支撑。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永远既包含"人性"又包含"兽性";人性同人的本质一样具有稳定性特征,就具相而言,通常改变的只是积极因子和消极因子在人性中比例。从某种维度上可以认为,人的本质内涵于人性之中,而人性中并不是所有部分都隶属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与人性之关键不同在于两者是从不同维度来考察人之"存在"。     

我国法治进程中亲属法伦理探析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则与强调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进行改造和批判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论黑格尔“ 伦理地塑造人” 的教育观

黑格尔将教育学视为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并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观.首先,"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是除去"自然的质朴性"的教育.黑格尔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伦理性教育,作为人类自我完善的中介,教育超越个体自然本质,促使人从简单的自然欲望向着具有自由精神和普遍伦理精神的存在者发展为目标.其次,"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是实现自我解放的教育.黑格尔认为,教育是获得自我解放和自由的基础性环节,通过教育,人能够从消极无我或者恣意妄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教育即是对人进行道德教化,以培养合格公民为旨归,而一个合格公民即是获得自我解放和拥有自由的个体.最后,"伦理地塑造人"的教育是立足于伦理共同体的教育.黑格尔认为,个体的道德实践只能从家庭、民族和国家等诸种共同体的现实伦理精神出发,教育只有立足于并依托于伦理共同体,才能培育健康的人性和优良的品性,才能展开其促进人的公共性普遍伦理精神成长的实践图景.     

管理效率的伦理追问

管理效率与管理公平的关系是管理伦理的基本问题.对管理效率进行伦理追问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关于管理效率与伦理价值无涉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对管理效率进行伦理追问就是要考量它是为了谁即目的和怎样获取它即手段的正当性.伦理学史上的功利论和道义论在这一问题上都显得局促,只有在人的本质需要上效率和公平才能得到统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选择也有其历史原因,现阶段应该转向"合乎公平的效率"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管理发展的必然逻辑,是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管理对象的合理组合、管理所需要的有利环境的必然要求.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技术的伦理评价

本文首先分析了对技术进行伦理评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人的利益、价值观的角度对技术的伦理评价的本质和特点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技术的伦理评价的本质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终极关怀,是对人性、人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评价。对技术的伦理评价具有过程性、多元性和差异性、历史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立法程序的正当性

立法不公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在造成立法不公正的诸多原因中,立法程序的不正当往往位居于关键位置。然而,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学理分析一直受到忽视,原因既在于传统上我们对程序法的研究不够重视,更在于传统上关于法的本质的片面观点窒息了我们对立法程序进行正当性分析的学术空间。事实上,基于其“造法之法”的独特程序法地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是良法得以生成的逻辑前提。立足于正当性与实质价值论间的相互关联性,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可以通过其价值基础、正义诉求和伦理本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公共经济的道德哲学思考

在公共经济与公共财政饱受质疑和诟病的当今社会,探寻公共经济伦理正当性的依据,对公共经济进行道德哲学的思考显得十分必要。文章首先从历史渊源、公共选择与公共经济正义关系、人性假设的关联以及方法论的视角对公共经济与公共选择理念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公共选择理念本质上是公共经济道德哲学;并对作为公共经济道德哲学核心问题的公共经济利益关系作了分析,指出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导致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以及对利益冲突进行伦理规制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对公共经济运行进行伦理规制的原则建议,以期有助于构建公共责任型公共经济伦理体系。     

论文明理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文明理论与中国的文明发展问题,历经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等发展到今日的生态文明并成为共识。文明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改造自然的成果和进步状态,而应看做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衡量。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平衡。传统文明作为人从自然界分离的产物,本身就具有非自然、反生态性,其极端发展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今日人类精神只有从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上升到世界伦理、生态伦理的高度上来,才能实施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态文明的发展上来。     

人与自然的伦理因缘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紧密的伦理关系。人是以文化的方式在自然中生存的,人类是自然界总体最先进的部分,代表着自然界总体向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其他物质群是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环境条件。人类对自然的保护是积极能动的,自然也以对文化的选择来实现对人类的制约,规范着人类发展的方向。维护自然是人类最高的自我实现,人类应该使自己的行动自觉遵从“天人合一”的法则,为科技注入伦理精神。这样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状态。     

“控制自然”观念内在悖论的历史演进及伦理意蕴──莱斯《自然的控制》解读

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一系列问题,其深刻的根源是人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内在联系,控制自然只是控制人的表征,控制人才是控制自然的伦理本质。     

论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马克思提出的命题。认真分析这一命题,对深化生态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自然之死”并不仅仅是一个机械自然观的问题,更是“人之死”的问题。消除生态危机,使自然界死而复活,关键不是恢复有机论,而是寻找人的再生。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即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的统一,自然界才能得以真正的复活。     

卡西尔《人论》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

人是社会的主题,对人的研究是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对人的问题的关怀也是哲学家不可回避的责任,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也给出了很多回答,但这些回答几乎都是从静态角度加以界定的,都把人的本质作为一种想象中的实体。卡西尔则对人的本质加以动态界定,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的本质在于其功能性,在于人能够利用符号创造文化,从而给我们认识人及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视角。     

自然界:人类反观自我之镜——对自然界价值的再解读

在对自然界的价值确认中,人类中心主义仅仅承认自然界具有工具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自然界还具有内在价值。无论是以自然界的工具价值、还是以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作为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都不能为生态伦理提供合法性辩护。其实,自然界还存在着一种表现和确证人本质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是纯粹的工具价值,也不是纯粹的内在价值,而是二者的统一。承认自然界的这种价值,人类就可以通过现实自然界反观自照自身,修正自我形象,并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即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界。     

龚自珍人性论思想探析

龚自珍是近代开端时期的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批判家。文章试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了其人性论思想。龚自珍反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程朱理学的道德先验论及其对人性的压抑 ,提出并论证了“性无善无不善” ,善恶乃后天形成和“人心有私”的观点 ,肯定了人的正当欲求。龚自珍的人性论思想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思想上则具有开风气之先的进步意义。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生态伦理：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

作为一个依赖文化进化的物种,人具有根本区别于动物的超越生命极图的"类"本质.而在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视野中,人的类本质被强化的本能式生存异化了,并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批判和反思的生态伦理并没有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回归,"人"又被人为地作为理论前提而放逐了.事实上,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人走向自觉的类存在,正是科学的生态伦理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旨趣.     

论“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与“看护自然论”商榷

自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爆发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征服自然论"成为众矢之的,"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一时流行。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学术界近来也有不少人倡导"看护自然",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看护责任。从环境伦理的视角看,这些看法固然合情合理,但是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这些看法本身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挑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在本性上就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人类不可能安心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或者是看护自然。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来说,征服自然既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与挑战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守护自然,从来就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黑白分明的对立关系,它顺应着人类不同的生存需求,人类的文明一直是在复杂处境中蹒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