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儒家礼制中的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靠礼制来维持,礼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当着准法律的作用。礼制包括“礼”、“乐”两个方面。“礼”、“乐”分开来说,“礼”管“分”、“乐”主“和”。但“礼”、“乐”之中又都包含“分”、“和”两个方面,是“分”与“和”的统一。礼制的“礼”、“乐”、“分”、“和”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局面。但由礼制构筑的和谐社会是等级制的和谐社会。     

贾谊礼治思想探微

贾谊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礼法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了以礼为本、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体系,丰富了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治思想。贾谊的礼治思想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礼不可废”——这是我国古代社交场合中人们最常听见的一个词语。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际上已上升到政治制度的范畴,正是由于礼制的推行,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文明。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经学底色与礼治指归

《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对中国学术史的考察、反思、提炼而成的大纲,作者精择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门类之典范,以儒家经典为主线贯穿始终,吸纳老庄、《史》《汉》,以及诗文诸家,将孔门四科说与姚鼐三分说对接,融为一脉,昭示了以经学为底色的学术蕲向。作者表彰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考究历代礼制之成就,赞美顾炎武以礼移风易俗之理念,凸显了作者推崇的“修齐治平,一秉于礼”礼治思想。     

论老子贵身治天下的思想通于礼的治国论

老子本是礼学专家，其人其学与礼学不无关系，在讨论老子政治思想时，不能忽视这个实实在在的文化背景事实。老子贵身论与礼教孝道中的重身思想积淀有相同之处；老子“以正治国”、推身及政思想与礼学治国以礼的人治内涵实有汇通之处。老子政治纲领体系以祭祀为支点，这是三代礼制传统的意识形态反映，与各路礼家都以祭祀为治天下的意识形态论完全一致。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和实践

李鸿章是清政府海防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和实践者。在与列强打交道过程中 ,觉察到日本的侵略野心 ,构思出以防日为主的水陆防御体系的海防思想 ,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海防实践 ,其作用不可低估。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 --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还原历史 重释思想——试论李贽思想的传统性

李贽追求个性自由和真性情,反对理学对思想的禁锢和个性的扼杀,以"异端"著称于世。但笔者认为,李贽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思想,我们把李贽归结为"反孔批儒的斗士",甚至是"启蒙思想的先驱"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     

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国民政府重建了青岛市政府，并任命李先良为代理市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李先良通过武力威胁迫使部分商会成员对其进行暗中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商会会员为自己前途计，选举出以李先良指定的人员为主的新一届商会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的接收计划，青岛市商会被纳入以市长李先良为首的青岛市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为了达到“把握商会，控制商人”的目的，李先良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将商会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其长期盘踞青岛积蓄力量。但是面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及商会因内部矛盾陷入瓦解的窘况，李先良不得不委派专人组成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整理。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出这段时期四股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更体现了李先良对商会的强大作用。     

汤显祖和李贽未曾在临川相会

晚明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思想家李贽,对汤显祖深有影响。他俩是否谋面,学界长期未能搞清。笔者曾翻《临川县志》偶见李贽为城东正觉寺写有《醒泉铭》,文中有"是万历己亥,余与汤西儿正觉寺后作系念"一句,此时汤显祖已弃官在家,"西儿"是他的已夭亡儿子,于是提出李与汤有可能在临川会面。而徐朔方先生据此便断为"汤显祖罢官的第二年,他和李贽曾在临川相会"。查林海权的《李贽年谱考略》对万历二十七年李贽寓居南京永庆寺记载甚详,其没有离开过南京。《醒泉铭》实为假冒李贽之名的伪作。《铭》中所说的"系念"也无从认定是对汤氏夭亡"西儿"的"系念"。     

论孔子的仁礼合一说

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基本范畴,仁礼关系是孔子学说的基本关系.在传统礼乐文化中发现仁,复引仁入礼,以礼释仁,赋予礼乐文化以真实意义与内在价值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创建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在这一思想系统中,礼是孔子对传统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辟;仁是内在原则,礼是外在规范;仁是绝对的,礼是相对的;仁是常道,礼是变道.从纵向上讲,孔子的仁礼合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合一;从横向上说,仁礼合一是内在原则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合一.宋明儒者视礼为理,乾嘉学者以礼代理,都使礼由相对变为绝对,从而使礼由陶冶人性情的缘饰品变而为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是孔子开出的儒学发展的正途.     

孙犁晚年的文学创作和思想

孙犁晚年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文学创作高峰,写下了十种散文集,集中表达了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孙犁晚年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走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创作上坚持为人生的文学以及以真善美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孙犁晚年的思想并非"小农经济思想".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论李二曲讲学生涯与社会教化使命

李二曲的经世意识经历了一个嬗变发展的过程,其成熟期的经世思想主要是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重心。李二曲认为讲学的基本宗旨在于“洞识真我”;社会教化之使命则在于“明学术、正人心”;社会教化的实现方式则是以灵活多样而又“循诱各异”的教化和讲学方式为主。二曲“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现代教育和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