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清代三家《诗》形成原因探微

亡佚已久的齐、鲁、韩三家<诗>在清代得以全面复兴,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学、<诗>学发展的要求和汉代去古未远的客观实际及三家<诗>的存在状态是清代三家<诗>研究形成的内在原因;统治者积极的文化政策、<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新义理的发展及常州今文学派的兴起,是促使清代三家<诗>研究全面复兴的外在动力.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全宋诗》及其“订补”失收诗人七家补遗

明初编纂的大型中国古代诗词总集《诗渊》被称为“古诗,尤其是宋诗辑佚之渊薮”,在《全宋诗》的编纂及其订补过程中虽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然而尚多有遗珠.考订该书所录宋诗,《全宋诗》及其“订补”所失收者尚多有之,今择其要者凡诗人7家12题31首,公诸同好,并就教于方家.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全宋诗》佚诗新补100首

《全宋诗》出版后，学界所作的增补辑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宋诗分布的区域广，涉及的史籍文献浩博，因此增补辑佚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翻检史籍文献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为《全宋诗》漏收、同时也为其他《全宋诗》辑佚文章所未及注意的佚诗，计有100余首。     

论《鲁诗》形成渊源及其特色

依据三家《诗》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三个部分全面探讨《鲁诗》在先秦时期的形成渊源及其特色:一、通过《毛诗》、《鲁诗》与《左传》中的“引诗”相对照,说明《鲁诗》最接近先秦诗义古貌;二、从《鲁诗》诗说本身的特色,揭示班固“鲁最为近之”之说;三、从仅有的保留材料中,分析《鲁诗》诗篇、诗句存在的原始状态。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成都唐才子雍陶诗校补

晚唐才子,成都人雍陶大和八年进士及第,终官雅州刺史。两唐书虽未为其立传,但《唐诗纪事》《云谿友议》《鉴戒录》《唐才子传》均载其事迹。作为诗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高丽佚名学者将其十首七律选入《十抄诗》里,其七首在中土已散佚,属吉光片羽。之后又有名僧子山编成《夹注名贤十抄诗》一书,注文所引经、史、子、集诸文献亦有一些散佚之作,今成辑佚者之资粮也。释子山夹注被后人讥为多“鲁鱼（亥豕）之讹”,今据他书比勘,删衍文,补夺文,匡讹正误,使之更臻完善,更好还原、理解雍陶诗,更有益于中外学术交流。     

沈德潜集外诗文辑录

《沈德潜诗文集》是迄今收录沈德潜诗文最完备的文本,然仍有遗漏。清代典籍如《吴兴诗话》、乾隆《宝坻县志》《蒲溪吟社三家诗抄》《丹橘林诗》《南华山房诗钞》中皆有沈德潜集外诗文的存留。现标点整理如下,并略作考述。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