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代文学及文化制度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长期占据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北宋对峙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文化发展上同中原文化相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1)契丹族文人成为辽代文学的主体;(2)契丹族祖先崇尚武功,无暇文事,但建国后的第二、第三代开始注重文化的发展,并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辽代女作家表现突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政策的实施,辽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本民族文化,如:制定本民族文字,兴办州学、国子学,复兴科举制,以本民族文字翻译汉文书籍以及崇儒尊教等.     

朱熹:“科举制”拨乱反正的理想主义者

朱熹作为对儒家思想身体力行的理学家,对南宋科举的弊端及其根源进行了充分的揭示,认为既要变更人心,也要变更法制。变更人心首先在于"上之人"好学见道,整顿弊政。在变更法制方面,其《学校贡举私议》提出了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系统主张,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为力甚大;尽管无法改变"科举制"发展的基本走向,却起着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着各个环节的弊端。     

科举学的文化视角

从文化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有助于加深对科举考试的本质、功能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全面评价其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科举制与民族传统文化构成双向关系,在长期考试实践中形成品类繁多的科举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和重要表现,科举制既存在历史局限性,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科举考试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所彰显的择优选才旨向,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

辽是契丹民族于唐末五代之际,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国家。辽在建国以后,推行了一套开创振兴文教的举措,大大地推进了包括契丹民族在内的辽代文明。在封建时代,教育是科举的基础,科举则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辽文明的兴盛与它所推行的教育、科举政策...     

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奠立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件,实际上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尽管科举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它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中国不应忽视的文化遗产.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论"苏、辛"并称的民族-文化意义

“苏、辛”并称,除文学史上的意义外,还应从文化史角度加以理解。在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宋代,苏、辛二人都有着“严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苏轼在宋、辽关系的态度上,以对高丽的文化方针为中介,担任的是“民族文化卫士”的角色;那么辛弃疾在宋、金斗争中,力图担负起抗金、恢复大任,就具有了“民族文化斗士”的意义。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

"科举"是一个含义丰富复杂、具有动态特征的词语.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它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这种考试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辽金元绝句诗探骊

辽金元绝句诗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代的水平,将中国古代绝句创作推向新的高度。辽代绝句诗创作始于耶律倍,圣宗以后在艺术上逐渐成熟,终于到耶律弘基、萧观音臻于艺术水平的最高点。金绝句诗的发展分为三期:前期借才异代,为草创阶段;中期国朝文派的绝句诗创作出现高峰;后期是绝句诗的繁荣鼎盛阶段。元绝句诗的流程以延祐年间为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元绝句诗为中国古代这一体类的诗歌提供了很多新的因子。辽金元绝句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辽金元诗经纬

辽金元三朝诗是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中国韵体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显示了独特的风貌和魅力,有一定的历史贡献。辽诗以圣宗即位为断,分为前后二期。金诗经历了前、中、后三个发展时期,尤以金、元易代之际为繁盛,出现了彪炳千载的艺术大师元好问。元诗发展大体与蒙古统一北方、统一全国和元明鼎革的历史进程相对应。早期的北方诗人群、一统后的元诗四家、衔接中、后二期的萨都剌和易代之际铁崖诗派领袖杨维桢等一大批诗人是镶嵌于元诗史上的明珠。元诗为题画诗、边塞诗、竹枝词、宫词、奁体诗、咏物诗等部类都提供了新的基质。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也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大同地区关于家具的考古资料实物有随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画等，集中反映了北魏、辽、金、元时期的家具状况和水平。在南北融合、东西交流中家具发生了变化；北魏时期为渐高型家具时期，辽金时期高型家具逐渐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种类式样繁多：元代家具一改宋代家具简洁隽秀的风格，形成了造型上厚重粗大、装饰上繁复华美的风格，对于高型家具由宋代的普及型向明代的成熟型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

依据考古资料及史料记载,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统治者的重视及采取的一些措施外,诸如优秀地方官员的作用、汉文化的传播等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     

漫谈武陵文化历史发展轨迹

武陵文化产生以后,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武陵文化起源于先秦时期,形成于汉晋时期,发展于唐宋时期,繁荣于元明清时期.     

陕北文化的分期及其基本特质

陕北文化是陕北人历数千年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的发生、发展，可以按照历史的自然演进序列划分为远古到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元以及明清时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若干历史时期。陕北文化的基本特质表现为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浓重的军事文化色彩，以及文化中的原始性和历史延续性。这些基本特质赋予了陕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丰富绚烂的神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