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

文章通过对达成行商人倪秉发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些事例,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广州口岸的外贸状况进行探讨,说明在新的贸易方式和旧的管理体制下,弱小的行商努力再三,也只有以破产而告终。     

近代城市社区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 ———广州文澜书院产业案探析 (1925—1936)

1929 年 8 月, 广州文澜书院管箱绅董罗崧藩被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拘禁, 被迫交出该 书院产业的全部契据。 随之, 广州市政府宣布将该书院全部产业收归市有并予以整理投变。 在该书院产业从 “民间社区公产” 变易为 “市有公产” 的过程中, 当地省市政府、 市总商会、 地方党部、 社会团体与地方法 院皆牵涉其中, 展示了当时城市社区公产变易的具体过程以及地方各新旧力量围绕地方公产展开较量争夺的 复杂情状, 揭示出诸多与既存研究相异或此前被忽略的新面向, 由此反映了自清末新政启地方自治始至辛亥 鼎革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倡行 “以党治国” 等大变局下, 地方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的互动态势, 并折射出近代中国地方公产变易的基本逻辑。     

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

清代十三行商,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作了全面研究之后,数十年来,学术界对十三行研究有了深入发展。可惜由于资料不足,对早期行商的情况,仍难充分了解。本文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考索了早期重要行商泰和行的建立和盛衰过程。对该行东主颜时瑛的家世、生平、经营手段、官商勾结等方面逐一考述,从而可一窥早期行商的面貌。     

广州行商吴健彰拼购“西夷舰队”

十三行后期,行商吴建彰拼购"西夷舰队",镇压农民起义军,充当了清廷刽子手角色,这是行商群体中最为国人不齿的败类行为,但也从负面助推了中国武装力量通向近代化的大门。     

福建家族书院论考

福建的众多家族书院,历史悠久,地点也不一,但表现出四个共同之处：其一,创办主体均为士人,他们创建书院不仅是为教书育人,更是为传播和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二,各地书院是多代家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三,书院按期举行的祠祀逐渐成为彰显家族精神的仪式;其四,官府以多种方式对民营书院适时地介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夷情”的误读——道光九年英船“延不进口”案评述

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交涉中,误读"夷情"是一不可忽视的现象.道光九年英船"延不进口"案中的"夷情"误读,颇具典型性.该年,东生行对西班牙商行的欠款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延不进口"长达半年之久,其矛头直指行商制度,是清朝贸易体制首次遭遇外商的攻击.在两广总督李鸿宾的调停下,英商最终开舱贸易,没有造成武装冲突.记载此事的中英双方档案差异甚大,从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夷情"的大面积误读以及双方信息占有不对称的情况,反映出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的一个重要缺陷.     

清代重庆书院的兴衰与流变

清代重庆书院的发展基本与全国书院发展趋势一致,历经迅速发展、整体繁荣、清末改制废止的流变过程. 但由于重庆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书院发展变化起伏很大,出现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和雍正、嘉庆、咸丰、宣统四个低谷,这是清代以前历朝历代未有之现象. 清中期,重庆书院的普及与繁荣是响应清政府书院扶持政策和顺应地方文化教育发展需要,在全国书院高速发展大潮流推动下的应然之景,而清末的改革、改制与废止则是在"西学东渐"、"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为适应社会时局变化不得不"改"的适然之策.     

地域文化、学术转型及学者成长--读陈恩维撰《梁廷评传》

一个地方的实力，当包括以经济建设为指标的硬实力与以地方文化为底蕴的软实。以顺德为例，其经济建设硬实力一直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地方文化建设的软实力也不容小觑。在顺德的众多历史文化人物中，清代中叶的梁廷析实为非常杰出的一位。他不仅以曾历任越华书院和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堂长、参加林则徐禁烟、领导广州人民反英人人城而蜚声岭南，更以其广泛涉及金石、戏曲、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是地方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书院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增加了该地区文化的总量,表征着地方文化的发展.书院藏书活动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藏书活动,不仅服务于书院师生,还面向当地不同阶层的民众.书院刻书在满足自身教学、研究之需外,还刊刻地方文献,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保存与发展.     

广州陈家祠的社会学意义

在文献史料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广州陈家祠是一个集祠堂、书院、会馆于一体的建筑。这三种性质的东西汇合在一起体现了一个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层伦理关系,反映出广州陈家祠在近代广州以及广东具有的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雄踞地方三十年——浅析民国时期无锡绅界领袖钱孙卿

中国有着官绅合治的传统,一些绅士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并在地方事务取得了较大的支配权。民国时期,钱孙卿以其才干、品德、见识和影响成为无锡绅界领袖,他担任了市公所的总董、县商会的主席,雄踞地方三十年,其对无锡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都有相当多的贡献。文章描述了钱孙卿从政之路,探讨其在地方舞台上崛起壮大与长盛不衰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的运作与地方政治家有更深更新的认知,也希望后人不要遗忘无锡历史上这位优秀的地方政治家。     

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文化复兴

文章用比较法阐述了清代三大商帮园林的基本特征,着重探讨了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历史文化成就;呼唤各派古典园林,尤其具有代表性、划时代性的海山仙馆园林文化复兴．不仅体现出积极的现实功能价值,而且可以弥补断代园林、继往开来,实现人文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意义。     

龙游商帮文化的“可视性”旅游开发策略

龙游商帮以一县之域跻身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之列,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将这一商帮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并开发成可视性旅游景区,是龙游旅游文化之神韵,也是龙游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文章提出了以“鸡呜山民居苑”为载体,以龙游商帮文化为文化主线,打造“浙商故里”旅游品牌的开发策略。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身份等级制与多元价值观--德川身份等级制初探

日本德川时代阶级统治的支柱身分等级制,首开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的先河,将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别交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士农工商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德川幕府260多年的和平,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都与身分等级制下身分、职业、道德、多元价值与社会秩序的整合密不可分.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从历史因果关系来看,身分等级制的基础--权力与财富分离,弱化了统治者自身,武士走上了自我消亡的不归路,农工商则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各得其所、多元追求的价值观念,大众在职业生活中形成的许多属于"现代化"的因素,预先为日本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

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不同理解。伯尔曼基于对20世纪美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认为法律与宗教荣辱与共,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还体现了人的正义终极的关切。伯尔曼是基于西方现代本体论的视角,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