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亭汉墓墓主为张伯雅夫妇说质疑

打虎亭汉墓墓主人张伯雅夫妇说与史籍资料、地理方位、形制规模相悖,应予以否定。民间打虎亭汉墓为“常十冢”的传说,既吻合东汉帝后墓葬形制,又有嘉庆17年残碑等旁证资料,其真实性应予重视。1960年墓道中出土的残片文物为1753年官伐墓时的弃物或伐后50余年间的抛填物。     

汉墓的神药与尸解成仙信仰

基于汉墓出土资料和道教文献的交叉考证,可以揭示被遗忘千年的尸解信仰的具体内容。汉人以死为尸解成仙的必由之路,死是"暂过太阴"、"太阴炼形"的过程。死者将在冥界得不死药,身生羽翼、飞升成仙。其中,用神使、丹鼎、神鸟"生物行精"、宴饮歌戏之吉庆等多种象征形式,反复强调墓主之得药成仙。以济南无影山汉墓出土的系列大型彩绘陶塑为基础,结合马王堆、金雀山及陕西郝滩等汉墓出土资料,可还原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汉代墓葬仪式话语。其结构大体包括三个主要环节,即"三官"守护墓主人"太阴炼形"、获神界致送之神仙饮食——壶和鼎所象征的"神药"、"太一帝君"车马相迎。藉由这套仪式话语系统,汉人达成了由死而仙、"先死后蜕"的尸解成仙承诺,此乃汉墓的生命转换功能之所在。     

古梅山地区上游出土先秦时期青铜器概论

古梅山地区上游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较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商代的虎纹青铜钹、歪颈堕腹瓠壶、扁圆体提梁铜卣,春秋时期的凹字形铜插、变形夔龙纹铜鼎、云雷纹铜钺,战国时期的兵器如双纽青铜矛、几何云雷纹铜短剑、扁茎短剑、弧刃铜斧、双箍铜剑、四环纽铜矛、铜铲、青铜戈等,这证明古梅山地区上游早在先秦时期与中原地区交往已较多,且战争频繁,而战争直接导致了＂梅山王国＂的形成。     

巴式编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战国到两汉时期,巴族地区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编钟,其中成组出土的编钟与楚式编钟形制相似,并具有一定的乐器演奏功能;单件出土的编钟则均为形体很扁的甬钟,其音乐功能相对较差,主要用于祭祀。     

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

川渝地区出土的宋代火葬墓较多,且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据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划分为北宋时期、南宋早中期、南宋晚期。随着时间的由早及晚,火葬墓数量逐渐减少,规模、形制趋于简化,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不断减少,使用者由富裕平民转变为贫民。火葬墓的流行与变化分别与传统丧葬风俗的影响、佛道信仰、使用者的经济状况有关。此外,川渝地区火葬与东南地区、湖广地区在形制、随葬品、使用者身份及盛行原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洛阳金村出土方壶之校量

洛阳金村出土器物中有许多方壶,形制与汉代通行的钫完全一样,都是方口,大腹,有座,遍体通素,两旁有兽环,壶上一律刻有记容记重的铭辞.现在能查明的有下列八器:1.四斗冶客四寽廿三豕?左爯(亻酉)廿四("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图版八)     

汉代荆扬二州出土的牲畜圈论析

在汉代的荆扬二州一带出土了不少牲畜圈 ,其中以猪圈最多 ,时间主要是东汉 ,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荆州南部地区。这些牲畜圈的形制可分为三大类六个亚类。汉代荆扬二州一带所出土牲畜圈反映了当时的建筑艺术美、建筑材料的进步和牲畜饲养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代荆扬二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重庆忠县邓家沱汉代石阙再讨论

虽然已有学者对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进行了研究,但在石阙出土地层、形制结构、铭文书体与文字释读、图像内容、雕刻技法、复原方案、年代、总体特点等方面都需要再讨论,前人的某些观点也值得商榷。该阙形制较为简单,部分特点不同于本地区其他石阙,却与同时期北方的石阙相似,其建造年代可追溯到东汉中期前段,是迄今为止川渝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阙。此外,该阙还有部分特点在川渝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石阙中都不曾见到,展现出汉代石阙形态的多样性。     

辽代鸡冠壶形制与使用功能分析简

作为辽代最具民族特征和时代特性的器物——鸡冠壶,不但在质地、型制及使用功能等方面,反映出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情趣。而且从鸡冠壶在质地、型制方面的演变趋势中,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互影响,通过鸡冠壶的形制、使用功能可以深入了解辽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丧葬制度、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     

汉魏时期北方民族耳饰研究

汉魏时期的汉族女性,注重身体的全德全形,并不流行穿耳。故此,出土的耳饰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以北方和西北民族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北方游牧民族在佩戴耳饰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材质上不重美玉而重黄金,在佩戴习俗上,将耳饰视为展示财富的工具,不仅男女皆可佩戴,甚至男性还要多于女性。     

汉代女性印章初探

汉代繁荣的经济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前提,玺印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比以前都更为丰富,而其中发掘出土（传世）的女性用印,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女性用印的研究,对推断墓葬年代、墓主身份及正确认知汉代玺印制度等方面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     

汉代髡钳城旦刑考略

髡钳城旦舂是汉律中的重要刑名。文章依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简牍,就＂髡钳四＂的含义、髡钳城旦舂的刑期及与笞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对研究汉代法律具有一定意义。     

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

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反映了汉代的礼俗、节俗、宴饮陈俊习俗、丧葬习俗、辟邪风俗、祈雨风俗,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汉代民俗。     

西域草原石刻对汉墓石雕的影响——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析

西汉墓前石雕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与中原传统的造型方式有明显的差异,显现出较少的艺术传承性。该文拟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从题材、摆放方式、艺术手法等方面论述西域欧亚草原石刻对西汉墓前石雕造型观念的影响,说明西汉在平定匈奴、外通西域的过程中,艺术上不断地吸收欧亚草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独特的石雕风貌。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严羽“师古”审美情怀新探

严羽诗话批评崇奉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理论传统,追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意蕴。＂以盛唐为法＂凸显了严羽真切的诗话文艺鉴赏思维方式和＂师古＂的审美理想情怀。严羽一直期待从＂学汉魏晋与盛唐诗＂的传统诗艺理论中汲取教益。因此,对严羽＂师古＂审美情怀的作进一步的研究,对当下诗话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冢讼”考

“冢讼”是汉魏六朝时期十分盛行的一种观念,它体现了世人的丧葬礼俗和宗教禁忌。借助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我们可以考证“冢讼”观念的涵义、类型及与其他相关用语的细微差别,藉此阐释和分析古人眼中引发“冢讼”的原因：有承负先祖罪孽而遭冥界仇家寻仇的,有生人不修家事或祭祀不勤而招致先祖不满施予警示的,或先祖“以小代大”寻求代过替身的,也有因墓地风水犯忌而招致祸患的。鉴于上述“冢讼”之危害,道教典籍和传世文献分别记载了禳除“冢讼”和劾治“家鬼”的几种措施和方法：“上章”、“请官”、服术酒、沐浴、“祝”驱梦魇、行“解除”术、画瓦书符、“打家先”等。这些充分体现了古人面对瘟疫肆虐下的无奈和无助,转而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和安宁。     

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龙文玲的新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把汉武帝一生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汉武帝不同人生阶段对西汉文学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帝王影响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原因，为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了道路。     

试论秦墓出土遣册量少的原因

目前发掘的楚墓、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遣册.而秦墓中却很少发现.究其原因,遣册是周代丧葬制度的内容,秦未从根本上接受周的礼乐文明,未严格遵循周礼关于丧葬的繁琐规定,故秦墓很少有遣册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