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都会同时涌现出大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从最初道安的"案本"、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到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历程.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翻译大国。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出了众多佛经翻译大家,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探讨了诸多翻译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透过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纵观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我者”镜像反观佛经翻译中文化“他者”的凸显

翻译不只是一种语际符号和语意层面的交际行为,更多的是两种文化间相互尊重差异、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的一个中介。纵观整个佛经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既有作为"他者"的印度文化的胁迫式传入,又有作为"我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自我完善的需求。正是在翻译中,之于"他者"的"我者"对他文化的从拒斥,接受到融入的更新认识和自我建构,促使了佛经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实现了文化大融合。间性思维在佛经文化翻译中的逐渐彰显,佛经翻译事业也由衰及盛。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中国古代翻译对中国文化走向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通过翻译活动不断地吸收其他地区、民族、国家的先进文化,促进自身的发展。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规模较大的翻译活动,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以前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佛经翻译是贯穿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从佛经翻译的杰出人物入手,探讨佛经翻译在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

唐代是中国史学、经学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在史学方面,官修正史大放异彩,实现了从私人著述到政府修撰的决定性转变;在经学方面,《五经正义》的编订体现了与汉学、宋学不同的面貌,起到了过渡作用。学者们对此已多有关注。然而,唐代文治的另一项事业却往往被人忽视,即佛教译场的佛经翻译实践。其时,佛经翻译与史书修撰、经疏编订不仅在时间上一致,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也多有重合。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至唐佛经翻译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译场的分工合作或多或少影响了唐代集体修撰的风气,而佛经义疏的编写也与隋唐的儒经注疏互为映照,体现出折衷取长的倾向,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     

鸠摩罗什:丝绸之路成就的佛经翻译批评家

鸠摩罗什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龟兹的佛教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佛学家和教育家,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十六个世纪以来,他的佛经翻译批评对中国佛教发展、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乃至世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鸠摩罗什通过翻译批评实践,不仅以一种新的范式复译了诸多佛典,产出了大量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新译本,而且建立了通行几个世纪的一套译经新规范。因此,他也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佛经翻译批评家。翻译批评家鸠摩罗什不但缘于丝绸之路,而且为丝绸之路之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