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宋元话本小说娱乐功能探析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受民间说唱艺术影响而衍生，面对市民阶层这一广大的接受主体，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绎古今故事、市井生活。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注重作品的娱乐性，力求浅显通俗，涉笔成趣，也促成了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进一步大众化，成为各个阶层尤其是民众所喜爱的文学样式，从而成为展现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要载体。     

论传统小说文体在民初的通变

古体小说在民初呈繁荣之势。笔记体小说大多沿随笔杂录与讲求实录的固有轨辙前行,部分作品出现与传奇体合流的趋向;稗官故事类和野史笔记类作品居于主流,具有消遣与补史功能。尊体意识下的传奇体小说以婚恋、侠义、神怪题材为主,讲求辞章结构,追求诗意美;破体意识下的作品拓展了新内涵,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和诗化、心理化特征。话本体小说以说话虚拟情境演述社会万象,充满世俗性、娱乐性和民间性;体式上变异很大,其抒情、评判的个人化与新体白话短篇小说日渐趋同,“说话人”隐形成为必然。白话章回体小说面向市民写作,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在语言、题材、适应报刊及类型化等方面呈现新变;文言章回体分诗骈化与古文化两类,其文体风格与主题题材相得益彰,变白话章回体的情节中心为写人中心。在遭到“五四”新文学家批判后,诸种古体小说或黯然退场,或顶风坚守。历史证明,民初古体小说的守正出新为避免与阻挡中国小说文体的“全盘西化”起到过重要作用。     

网络恶搞与网民互联网素养

“恶搞”是2006年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一大气候特征。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各种恶搞行为、作品使网络娱乐变得更加多元。恶搞成风的动因是草根娱乐的兴起、传播权的位移和个人电脑技术的普及等。这既反映出当前网民日益提升的传播意识和网络使用技能,也揭示出他们在传媒素养方面的突出问题,而推行互联网素养教育就成为必然。     

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

<正> 中国短篇小说到唐代始进入成熟期。和六朝志怪相比,唐传奇篇幅加长了,描写细腻了,作品中出现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内容也由写鬼神世界转为表现人间生活。特别是唐传奇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这是和志怪大不相同的。从小说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志怪是唐传奇的直接源头,所以鲁迅先生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但从“粗陈梗概”的志怪到“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传奇,中间不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质变。在六朝数百年间,志怪小说本身也有一个演变、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其中较优秀的作品已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某些作品的艺术手法已和传奇相当接近,因此才有可能     

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娱乐主义倾向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表现出超然型的创作心态,更重视小说的“情”和“趣”,更关注小说的娱世功能。他们的娱乐主义文学观与世俗化价值取向同生共存,既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性的尊重,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他们在适应读者阅读需求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的话语特质与传播机制——以传奇娱乐类小说为中心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期间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现代启蒙色彩的小说,一类是传奇娱乐类的小说。从传抄的广泛程度来说,带有传奇娱乐色彩的手抄本小说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学意义。在"文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这类传奇娱乐类手抄本小说着意表现反特斗争,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叙事框架之下表达凶杀、恐怖、侦探等内容,着意渲染情节的刺激和气氛的恐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文革主流小说所匮乏的。从人物的塑造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品性要更远地游离于革命英雄人物的"纯粹"要求之外。"绣花鞋"和"梅花党"等故事的传抄和流行,显然与"文革"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文革"期间大众文化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就传播机制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通过人工抄写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有某种神秘色彩。同时,"文革"传奇娱乐类小说的流行,也是对文革压抑人性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僭越。     

文言传奇集的编纂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

唐代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它的出现不仅引领了文人有意创作小说的潮流,还开创了“传奇体”这一种小说体裁,为后世特别是为明清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借鉴和广阔的创作思路导引。明代《六十家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集在编创上皆受到唐传奇及其变体的影响,并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实现了较大的超越;而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对唐传奇的直接沿承。“传奇体”的确立与发展,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经典之作的产生并走向经典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小说体裁的传承与变革,充分反映了“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过程,有着丰富而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沈从文小说的主体特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师。他经历了不屈的、传奇似的坎坷人生。他身在京城,心怀湘西,努力创作,大量作品盛名中外,是一位“文体作家”、“多产作家”。他的创作观念极富个性化:写作是战争,是生命的投资;写作要探索人类灵魂的美与爱,重新诠释人生。他界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与创作方法,以及小说语言的特殊功能与要求。沈从文的小说富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的民间情怀

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是围绕陕北高原创作的,讲述了高原上三个家族两代人的人生传奇。主人公一家三代人,肩负着历史的重负繁衍生息,艰难生存,他们见证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坎坷命运,也见证了红色革命的火种在此保存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历史。小说涵盖了当地的历史源流、社会风貌、民间传奇及爱恨情仇等各个层面的内容,全面又系统地展现了一幅陕北高原社会文化生活的史诗画卷。本文主要运用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的“民间”概念,从小说所蕴舍的地域特色入手,通过展示作品中的民间歌谣、民间习俗及民间语言,来全面解读作者对这“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高原的浓浓情意。     

唐代小说作者类属分析

唐代 ,是“始有意为小说”的时期。受当时“尚奇好异”思想影响 ,人们乐于创作、编辑、传播小说 ,从而促成了唐代小说的空前繁荣。唐代小说不但质高量丰 ,且多署有作者真实姓名 (或不难考定姓名 ) ,这与古代其他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以唐代小说作者为对象、以其“身份”、“类属”为范围作一梳理 ,从中可见唐人小说繁荣因缘根基之一斑。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唐、五代李杨题材笔记作品“信”“奇”特征

唐明皇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自问世以来,一直广为流传,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传承典范,尤其在唐中晚期及五代,掀起了李、杨故事材料收集及创作的高潮。从现存笔记作品来看,此类题材在唐传奇的影响下,呈现出典型的＂信＂＂奇＂特征及一定程度的＂高力士素材中心源＂现象。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传奇中侠女的命运模式及思考

唐传奇侠女题材的作品可谓是唐代小说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侠女题材的作品成熟于中晚唐时期 ;侠女们的身份是各异的 ,或商女 ,或婢女 ,或将女 ,但她们却有着相似的打抱不平、惩恶扬善之行以及或为尼 ,或为道士 ,或不知其终的大致相同的归宿。这些侠女们的经历艺术化地再现了唐传奇与时政、社会、经济、思想等关系的现状 ,也适时地提出了女性的地位与才艺、女性的德操与自主意识等不朽的话题。     

初唐宫廷宴集诗歌探析

初唐诗歌的主体是宫廷诗,在这些宫廷诗歌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初唐各种宫廷宴游、集会活动,且名目繁多。有为友人饯别的,有文士雅集聚会的、有节日应景的,有大臣侍宴的、有相携游赏山水风光的,有同僚聚会联络感情的等等,《全唐诗》和《全唐文》中留下大量此类“命题即同,体制复一”的宴集作品,是初唐宫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接受

王昌龄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研究分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从诗歌选本的选录数量来看,与同时代他人相较,王昌龄诗歌入选数量属中上之列;就入选诗歌内容来看,盛唐时多为"风骨清俊"之作,且其诗被推为"风骨"、"声峻"、"雅正"的代表,中晚唐选诗则多为"清词丽句"。王昌龄诗作中最富有盛唐之音的作品是最能被大家接受的作品,至中晚唐,随着政治环境和士人心态的变化,王昌龄的直意高歌已失去存在的土壤,只能被束之高阁。     

浅析唐代诗人的“发白”情结及其成因

唐代文学以诗歌数量最多。而唐诗中“白发”的出现频率也极高。“白发”作为一个意象,在表现忧愁、苦闷、乡思、壮志未酬、“美人迟暮’’等感情时有其独特的作用。唐代诗人们的“发白”情结的成因,有科学的依据,有文化的传承。也有诗人们生活境遇的影响。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