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论周作人的人本文学思想

研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的自然人性、个体自由、艺术独立等人本文学思想。周作人把文学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为艺术的”和“为人生的”、“即兴的”和“赋得的”,再通过比较、选择、整合,构建一种理想的合乎人性的文学样式。     

周作人早年的文学活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首先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促使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他在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和民俗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却屈任伪职,成了民族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复杂作家”。倪墨炎同志最近完成了新著《周作人评传》,试图对周作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本刊选载的是反映周作人早年文学活动的部分,其中用作人小说创作的史事,很少有人作过介绍和评论。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文学“意识流”背后“魔力”之生成——从《心理学原理》到《释梦》

《心理学原理》、《时间与自由意志》和《释梦》是洞彻文学“意识流”背后理论意义“魔力”生成的必读文本。它们个中所关联到的“意识流”问题的重要观点反映出合理与悖缪交互错杂 ;但它们所透发出来的美学价值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念上均给予了文学“意识流”之孕育以诸多的启迪和裨益 ,使其通过本身所进行的审美融化 (当然 ,也辅以其他因素的从中掺和 ) ,以“另类”的面容在世界文苑中魅力四射 ,给文学叙事艺术格局带来空前的变革。     

浅析周作人的失落

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突出的悲剧式人物。他早期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因此，年轻的周作人对革命充满了同情和向往。特别在“五·四”新文学发轫期，他满怀革命斗争精神地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大量富有进步意义的理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积极倡导新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而蜚声文坛。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向着封建文化横冲直撞。…     

浅析周作人作品对夏目漱石的受容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周作人将“余裕”作为漱石文学的特色，最为看重和推崇的也是以《我是猫》为代表的能够体现“余裕”特色的前期作品。其闲适文学观深得“余裕”论神髓，但他对于“余裕”论的片面理解则消极影响了文学创作。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     

“风沙中的瘢痕”：分析鲁迅《野草》的“虚空”

鲁迅《野草》中所表述的“虚空”意识为我们提供了在 192 3年到 192 7年这一时间维度上鲁迅生命意志中的情绪易变、恍惚而灰冷、却又无可奈何的坚强的个性存在 ,《野草》也正是他在绝望的抗战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个体生命意志力和颇具意味的一个思想概括 :一是直接相关于“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这些人生命题的拷问。二是对于“血污衰败”“混沌阴沉、离奇变幻”的人生气象的根本性的焦虑不安。三是惶悚于“毫不摇动、毫不惊醒”、“全体冰结”、干枯平安的人生现状 ,因此紧急呼吁“叛逆的猛士”、“举起投枪的战士”、“鲜血淋漓的粗暴的青年的魂灵”和“生动融和、升腾飞扬”的生命形式的出现。《野草》的“虚空”是一个富有哲理思辨的关于人的灵魂救治和超越的精神空间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从《伤逝》中引出的几个问题

《伤逝》中的爱情悲剧蕴含着两个基本问题，即自由与意志的体论问题和爱的悖论问题。前者表现在自由的爱与爱中的自由意志的冲突，后者表现在让情侣充当神的企图和情侣担当不起神的重量之间的矛盾。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宣告了“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     

“运动”的另一种轨迹

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式,现代白话小说不存在天然的定义,而是经由不断地辩驳与实践,在“运动”中成型为以现代语言反映现代人情感意志的体式。《一日》以严正的书面白话回应迹近 “游戏”的打油诗,“显然是一篇记事而不是小说”;而《狂人日记》对“人情”的反复捕捉,来自于真实并充满深度的生命体验。《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展现了白话与文言互相搏斗的痕迹,体现了现代白话小说艰难诞生的过程。对比可见,只有“向内”地探索形式与思想的统一,才能真正释放隐藏在社会历史深处的“人”与“情”,从而打开现代白话小说内蕴的无限可能。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及其散文

1918年,周作人曾写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提出“人道主义”的要求,号召创作“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与贵族文学,在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五四”前后,他也写下了不少随笔、杂感、小品等文章,后来结集为《自己的园地》(1923年9月初版)、《雨天的书》(1925年12月初版)、《泽泻集》(1927年8月初版)、《谈虎集》上、下卷(1928年1月初版)、《永日集》(1929年初版)等。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论周作人的“人学”理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人的文学》开其端,《平民文学》继其后,又经过《贵族的与平民的》等文的充实和发挥,周作人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生物进化论为哲学基础,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根本的出发点与依归,以新村运动为行动路线和变革途径,提出了实现民族精神现代化重塑并致人类于大同之域的社会改革方案。尽管这是一个小心翼翼地把思考、活动的范围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但在当时,正如周作人自己所称,是做了“辟人荒”的开拓性工作。它第一次越过民族,国家的层面,而进入对于“人”自身的思考,成为西方“人的发     

"亚现代性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智性选择

在现代性文学和传统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亚现代性文学”,即“中国民族性与世界现代性结合的文学”。它体现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有意进行中西方文学结合的创作实践;由林语堂所开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所继承发扬的现代都市文学;以周作人、余秋雨等为代表的文化性文学和以萧红、郁达夫及后期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为代表的个性化文学这样四个方面。“亚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智性选择,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的价值观和读者的审美诉求,具有独特的美学品质。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作为生命视角的权力意志——尼采晚期的生命学说研究

尼采晚期将生命表达为权力意志。尼采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化模式,认为“物”只是作为生成的状态才得以成为自身,“生成”比“物”更为根本。创造性的生成是权力意志的显现,也是“大地”的无意义性实现自身的方式。权力意志是立于自身创造性中的生命,其创造具有超越性,然而并非超越于自身之外,而是指向新的生命活动,即生活,也就是大地。在超越中,权力意志自身创造性得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