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爱国思想研究

在群英荟萃的中国现代史上,林语堂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一代文化大师。但是,由于他在三十年代曾提倡书写“幽默”、“性灵”的小品文,而被冠以“帮闲文人”、“反动文人”的称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全面认识。其实,当我们回首历史,对他一生的思想、行为进行整体、客观的考察后,一个丰满而真实的林语堂就会展现眼前。限于篇幅,本文拟就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年的爱国思想进行初步论述。 一、出国前的思想嬗变过程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龙溪的一个古朴山村。因聪颖好学,28岁便任北京大学教授。二十年代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思想激进,曾被指责为“异端之家”,“北大激烈的教授之一”。在北大,他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属于“语丝派”,与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唇枪舌剑,分庭抗礼。1926年,因参加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行动,遭反动军阀的通缉。     

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谈到林语堂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七期发表了林语堂的文章《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提倡不打落水狗的“费厄泼赖”精神。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足以麻痹革命者的腐蚀剂。伟大的战士鲁迅,为了驳斥这种错误言论,肃清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中庸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揭穿敌人的反动本性,及时于当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不朽的论文,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上。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强作解人说知堂──写在周作人生辰100周年

今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辰100周年。与四年前鲁迅诞辰100周年相比，周作人的百岁生辰自是静寂无声；除了一些周作人作品爱好者和现代文学研究人员之外，恐怕绝少有人会记得周作人的百岁生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并不寂寞。他的作品还广泛刊布；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在熙熙攘攘之余，忽然想到去寻找那一泊宁静的港湾了。散文随笔热的如火如荼，使周作人的作品也火了一把，那盛况差不多可以与本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坛叱咤风云时期相比了。但是，周作人又是寂寞的，这寂寞，在我看来应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始。1…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的乡土性

周氏兄弟的一些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对绍兴风物、风俗的描写，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但表现不尽相同，而是各有特色。鲁迅的故乡景物描写是“点染性”的，而周作人则主要是“全染性”的，具有“深浓”的特点，且又冲淡自然；周作人虽对故乡有一定的怀恋与情感，但没有象鲁迅那样热烈，往往只记叙个人情趣，抒发自我性灵；鲁迅对家乡农民命运与前途的描写与探索，自然要比周作人深刻。在周作人的灵魂里，潜伏着“绅士”与“流氓”两种不同的“鬼”．     

废名乡土小说的艺术特点

废名是京派小说最早的一名作家，湖北黄梅县人，五四时期曾在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参加过语丝社，在语丝周刊上登载《竹林的故事》等作品，1925年10月，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呕竹林的故事》，因为多写“乡村的儿女翁媪之事”，可以归入当时乡土小说的范围。众所周知，“五四”时规的散文创作大家该算是周作人了，他的冲淡平和的“美文”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俞平伯，朱自清等大散文家无一不受其必响，但这都是在散文小品领域内的继承，而在小说领域内继承这种美学风格的作家要算废名为最著名．周作人在三十年代说过他的得意门生只有二…     

“兄弟失和”后的协同作战——鲁迅和周作人在“闲话事件”中

“闲话事件”是一件著名公案,成为“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主将直接交锋的战场,是双方为女师大事件激烈斗争的继续。它由徐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引起。徐文极力赞扬陈西瀅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五十七期上的一则“闲话”,并称颂陈的学问文章及品格,谓之“有根”。周作人即作《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晨报附镌》1926年1月20日)予以反驳,文中不仅批评     

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

本文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重新考察和阐释公安派在现代文坛所产生的多重回响,认为周作人及其门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以鲁迅和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三大群体对公安派的解读与接受虽有差异,甚至引发过历时几年的论争,但对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

把周作人与公安三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人们立即会想到30年代左翼文坛对闲适小品的批判。诚然,那时与林语堂南北呼应的周作人,悠然啜茗于苦雨斋中,将袁中郎的散文小品推为性灵文学的杰作,悬之为范式,以摩挲古玩、超然物外的游戏态度,创制他的草木虫鱼篇什,“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在迫拶日深、民无死所的黑暗年代,起了很为恶劣的影响,左翼文艺家对之加以批判,正是理所当然,完全必要。然而公安派之于周作人,关系并非如此单一。20年代末以后,主要由于周作人自身思想的日趋消     

“浮躁凌厉”——林语堂北京时期的杂文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杂文的重要作家,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是"语丝派"中的"打狗急先锋",从登上文坛开始的,他的杂文就呈现出浮躁凌厉的风格.笔者试图分析林语堂的杂文风格形成的原因及其杂文浮躁凌厉的风格.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论林语堂的小品散文

林语堂的小品散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化语境中产生的，它与鲁迅等人战斗性的小品散不同，也与周作人的闲适冲淡、内蕴冷静的小品散同中有异。具体说来，它表现在特别注重性灵、激情和欢愉，其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河滚滚，有着大气磅礴的气势和灿烂流逸的韵致。     

郁达夫散文理论批评新探

30年代的中国文坛,展开过一场关于小品文的论争。这不仅是两种散文观的分歧,而且隐含着两种审美观乃至人生观的对立。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见解(其中颇多源于周作人),呈现出明显的理论倾斜,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和“论语”派的论争中所提出的主张,总的说来。是正确的,特别是鲁迅的有关论述,更是极为精辟;但有些年轻的左翼作家不免表现出情绪上的过于偏激,理论上的某些偏狭。而同是身为左联盟员的郁达夫却不然。他在关于散文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所作的论述,既是对“论语”派理论倾斜的反拨,又克服了某些年轻左翼作家的理论偏狭,还探讨了散文创作的某些规律性的问题。新时期以来,郁达夫的散文理论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但它在30年代关于小品文论争中的意义与价值应如何评估,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从这一角度审视并加以研究了。本     

良多于莠 功大于过——林语堂30年代幽默小品再评价

林语堂由于３０年代提倡“幽默—闲适”小品，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定格”为“洋奴”和“帮闲文人”。本文通过对其作品的具体分析，指出３０年代的林语堂基本坚持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从政治上看，他属于中间派，既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矛盾，又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相牾。从文艺观来看，他奉行自由的资产阶级文艺论，既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也责难无产阶级的左翼文艺运动。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文化价值是功大于过的     

晚节宜慎

周作人与杨荫榆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曾是北京知识界的显赫人物。周作人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得其兄鲁迅推荐,任北大东方语文系主任兼教授,后因善书“闲适幽默”的小品文而名声大噪。杨荫榆1942年夏继许寿裳任北京女师大校长。1925年5月9日,她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六名职员,学生教师多不服,教育部长章士钊则支持杨的行为,并于8月1日派宪兵解散女师大,五天后下令停办该校。之后的日月,章去职,女师大复校,杨荫榆也离京。因鲁迅文章     

《伤逝》的圆形结构

《伤逝》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向来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抒情诗般的格调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周作人曾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很难懂”，是“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他解释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其实，《伤逝》并不难懂，也不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一篇。只是周作人作为“兄弟恩情断绝”的一方，站在他的角度来解释鲁迅作品而别有会心，或别具用心。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的。与周作人仅从一己的经历、体会或企图出发狭隘…     

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散文之比较

一、闲适派散文的发展嬗变周氏兄弟无愧为现代散文的鼻祖,分别为现代散文开了两条不同的重要的路。如果说鲁迅散文小品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是讽刺派或载道派散文的宗匠,那么周作人,这个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家,则开创了闲适、冲淡的小品文体,成为闲适派散文的大师。可以说,这是现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