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韩非的人性论及其现代启示

人性及其善恶问题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永恒常新的话题。利用传统资源进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必须发掘中国传统伦理学解释模式的转变：从儒、佛、道转向墨、荀、韩，把利益作为道德研究的出发点。先秦法家对人性问题作了深刻的探究，并且认为人性自利。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吸取了告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某些成分，吸取了商鞅等人关于人性的一些观点，建立了人性自然论。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韩非人性论，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从而对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及其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不仅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道德文明的提高。     

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先秦人性思想之集大成者。他集先秦诸子人性思想之精华于一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治国之策。韩非的人性思想及其在人性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治国之策,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一、好利之性无善恶 韩非是专从君主或国家的观点,论述治国之策的“法术之士”。他不像孟子、荀子那样曾辟专章论述人性问题,而他完全是在论述其治国方略时才涉及或讨论人性问题的。他的人性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之中。在他诸多的涉及人性的论述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即: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并且人的自利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人的自利本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这既是他对先秦诸子人性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他对他周围世界经验观察的结果。     

荀韩人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荀子的性恶论和韩非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深远。一直以来,人们在考察韩非人性思想的时候,总是从韩非师从荀子,是荀子的继承人出发,认为荀子主张人性恶,韩非也必定主张人性恶,将韩非的人性论也定位为人性恶。笔者认为这不符合韩非人性的本意,曲解了韩非对于人性的理解。韩非其实主张一种价值中立的比较客观的自然人性论。     

《管子》情性论

《管子》以治国为核心的人性论是以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即情性为人性,可称之为情性论。《管子》情性论以满足君主、百姓情性,即以治国安邦为核心。它与孟子、荀子、告子等人性论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管子》情性论关注的重点是君主、百姓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并非探讨人性的善恶,属于西周、春秋时期传统的人性论;其二,《管子》情性论以治国为核心,并非以提高道德、实现理想人格为重点。     

人性、霸道及权力意志--韩非子的法哲学论析

韩非是战国末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哲学上,他将老子的自然无为主义与荀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人性论、认识论相结合,为其法哲学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韩非子对人性弱点的认识,对君主时代权威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尖锐深刻。韩非子的霸权主义及强力意志论为秦富国强兵、吞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前导。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论《管子》一书的富民思想

《管子》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宝贵的典籍,也是极为丰富的思想宝库。 《管子》一书的内容,甚为庞杂,而以法家和道家的言论所占的比重为大。前代人有把此书列为法家或者道家的著作,这是有其原因的。 郭沫若在其所著《十批判书》中指出《管子》的《白心》、《内业》、《心术》等篇为道家宋钳、尹文的遗文,而在《十批判书·后记》中又指出:《管子》书中多法家言,但不限于一家,《法法》、《住法》、《明法》诸篇,其理论渊源于慎到,而为韩非所本。这是很有道理的。     

欧文·白璧德“人性论”思想述评

＂人性论＂是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白璧德针对＂人性＂做了系统的阐述,他基于＂一＂与＂多＂的关系哲学提出了＂适度平衡＂的完美人性标准,并提出通过＂内在制约＂与＂道德想象＂两条途径来引导人们不断地向古典道德典范学习,实现自我完善,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并提出＂人性善恶二元说＂与＂人天生好学＂的思想分别作为两条途径得以实现的基础。白璧德的＂人性论＂也有诸多不足,但其仍有当代人借鉴和学习的重要价值。     

韩非的学术突围及迷失——以师事荀子为出发点

儒墨显学给韩非带来巨大学术压力,为了证明儒墨之学的愚诬,韩非设定了两条检验标准。在这两条标准之下,韩非必须通过师事荀子才能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师事荀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韩非与荀子共同遏制墨家"兼爱说",客观上实现了儒法的短暂学术结盟。韩非对孔子进行"法家化"处理,强化了法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韩非完成对儒墨的学术突围。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解决人性本质与资源占有矛盾的问题上儒墨法各具特色。儒家倡导即凡入圣的生活,墨子提倡超凡入圣的生活,而韩非则主张按照丛林法则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韩非"去仁爱",舍弃了"仁爱"的差等原则,导致其在"爱"与"恨"的权衡中迷失了方向。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之比较

《管子》与《淮南子》都蕴含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而且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强调农业生产的政治性,坚持“农本”理念,是《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二者论农都凸显出天人关系的特殊性,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生态发展;二者都反对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过度干扰和影响,深刻反思人类农业活动的现实的局限性。与《淮南子》相较,《管子》农业观在生态意蕴上缺乏更为浓厚的黄老道家气息,且其农本立场受到“重商”思想的一定影响,但《管子》所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对前者影响深远,成为其农业生态思想得以承继与融会的重要资源。     

为了免于恐怖的自由——韩非思想平议

力求以平正的态度探讨韩非思想产生的背景:家庭背景、童年经验、知识底蕴、生理缺陷、师门传承,继而结合韩非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法、术、势,分析其内涵与本质,揭示专制设计师与专制者本人内心深处的恐怖。对于专制者来说,腐败、贫穷、混乱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人性恶理论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存有悖谬与危害。并由此可见,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站在什么立场,都必须对人和人类的本性有一份信赖,对人和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有一份关怀,对人类的未来有一份期待,一份向往。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论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的梗阻与消解策略

现代廉政理念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该理念由九大意识构成，提出的依据是性恶论是现代廉政理念形成的观念预设，专制恐惧感是催生现代廉政理念的强烈动因，社会民意构成现代廉政理念的终极基础。应从五个层面来消解中国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的影响。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墨、道、法三家学说与儒家学说渊源关系释证

墨、道、法三家学说在形成与发展时期与儒家学说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是对儒家学说在某些因素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扬,或者是对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进行反动或调整。在师承渊源、哲学方法、思想教育、社会政治以及最后宗旨等各方面,儒家学说对墨、道、法三家学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管子》论"本"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先秦典籍《管子》。经过对《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进行解读、归纳,发现《管子》中对＂本＂的不同表达,如＂某某之本＂、＂以某为本＂、＂操本＂、＂务本＂等,在其含义和内容方面是很有区别的。纵观《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以农为重、不排斥全面的经济调控;以治为核、不忽视王霸的思想引导;以君为要、不错过点滴的制君良机;以人为本、不限于功利的耕战之资的社会思想。     

老子与韩非人性论思想探微

本文选取先秦两位思想家--老子和韩非作比较研究,从其哲学基础、基本主张、人生观、政治观四个方面,分析了两者的人性论思想,并对其异同在两相比较的基础之上,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     

谈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但他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对儒家学说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 ,也以如下两种方式对其进行了吸收与改造 :一是借儒者之口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轻罪重罚 ,“平法”、“持势”等 ;二是借儒家概念阐明自己的观点 ,对“仁”、“义”、“礼”等或直接继承与延伸 ,或对其本义进行改造 ,赋予其新的含义。这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学说的影响力 ,为树立自己学说的独尊性与权威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