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古语类文献的类型及其文化意蕴

“语”是上古时期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从上古语类文献本身的发展来看，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以在生成方式上也存在差异，这就使它们在性质及形态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大体而论，上古语类文献可划分为仪式型、政典型、教学型、著述型四类，这些类型因生成方式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蕴。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

文本是文体的存在形态，文本的形成是文体发生的基础之一。文体的文本生成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意味着文体开始具备较为稳定的形态。从西周册命铭文可以确立标准的册命文体的五个文本要素。文本生成机制决定文本形态。西周王命的文本生成机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将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二是直接以书面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在西周初期，前者占据主导地位；西周中期以后，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本生成机制，是王命文体从口头言语活动转变为书面形式、从口治走向目治的关键。西周晚期出现了新的册命体式，呈现出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过渡与融合特征，是书写者对权威文本范式的呼应。在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下，西周册命文体在产生及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个文本层次的转换。对这些转换过程以及相应文本特征的出现做深入辨析与解读，可加深对早期书写观念的认识，对早期文献的文体学与文本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语类文献是上古时期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致使其生成方式存在差异。最初的语类文献大都源于仪式,但周初经过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导致宗教仪式蕴涵更多的理性因素,《尚书》是其典型。周代政治实践特别重视道德理性,盛行规谏风尚,于是出现政典型语类文献《国语》。春秋时期的学术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私学盛行,导致教学型语类文献《论语》的出现;一方面私人撰述风气流行,于是产生著述型语类文献《老子》。     

从乐语传统看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传播及文化意义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是多元的,其中乐语传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它通过培养贵族话语能力而影响语类文献的文本特征;乐语也是周代宾客飨射旅酬仪式的重要环节,表现为对乐歌的评论以及用乐歌做规诲讽谏和应对交际,在这种情形下,乐语本身就形成一种仪式型语类文献。此外,乐师在语类文献的整理、传播过程中深刻地影响语类文献的形态和流传。     

从功能对等角度论英译汉中的“同构现象”

＂同构＂在翻译实践中比比皆是,可视为一种归化翻译。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看来,它属于功能对等的范畴。鉴于翻译在本质上是无法实现绝对或完全对等这一事实,本文主要论述了在尊重目的语读者的前提下＂同构＂在翻译中的运用及其作用。文章同时指出,＂同构＂翻译策略很好地体现了＂翻译即交际＂这一原则,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该翻译策略是实现本族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对话的有效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跨文化交际活动。文章还指出,运用＂同构＂策略翻译时所损失的信息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补偿手段来进行弥补,从而尽可能多地传达出源语所包含的信息。     

中介语可变性在文体方面的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中,可变性引起了很大争议。目前的国内外对中介语可变性的研究大都体现集中在文化、心理方面,本文主要从中介语可变性在文体中方面入手,探讨中介语可变性在文体方面变化的体现方式以及影响因素,并提出它对日常交际和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国语》文体的还原阐释

《国语》的文体源于先秦时期的"语"文献,其史料涵括"国语"和"家语"文献。《国语》是在各国之"语"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的基本文体形态在各国之"语"中已经奠定。八国之语是编纂者经过缜密遴选的,但由于变例这一编纂方式的存在,《国语》的实际记录远不止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文本呈现对话的文体形态,但比起《尚书》这样的原生态对话文献又有新的发展,应属于次生态对话文献。《国语》的文体结构总体上近于"事语"体,但二者在文本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梁实秋译莎的审美制约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受到某些审美因素的制约,主要包含三方面：文体形式因素的制约、译入语传统文化的制约以及源语语言特征的制约。梁实秋以散文体译莎,他更加注重内容的表达,音美效果不太理想;他在潜意识中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译文有时呈现出某种“文化误读”;他在句法处理和词语处理等问题上或多或少使译文有悖于译语规范,带有生硬的欧化痕迹。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正始之音”论

古代典籍中的“正始之音”或为玄学概念，或为音乐概念，或为文学概念。作为玄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魏晋清谈风尚；作为音乐概念的“正始之音”，指具有中和之美的纯正音乐；作为文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作品寓意深邃，内容纯正，风格古雅，音节谐美。“正始之音”作为典故用时又常指一种优良传统。因此，将“正始之音”作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的代称并非不可，但易引起混乱，须加以明确界定及必要说明。     

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

尽管苏轼对高丽持雅拒态度，然而顺应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韩国高丽文学全盘接受苏轼及其诗文，形成“苏轼热”。其原因在于高丽重儒崇文的政治体制，苏轼敢于直谏、豁达入世的品格，苏诗的气质与文人的推动等。高丽文学着重是从苏轼诗文的题材、禅宗思想、化用典故、借用诗韵、活用诗句、摘用词语等视角入手接受苏轼及其诗文的。     

修辞性叙事理论视阈中的《奥兰多》

《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部＂小书＂。以往关于《奥兰多》的评论或关注其间的＂雌雄同体＂思想,或探究＂奥兰多＂这一形象在不同文学文本中的演变,或从伍尔夫与奥兰多的生活原型维塔之间的关系出发,以同性恋研究等角度讨论该文本。从修辞性叙事理论的角度重读这一文本,可以看出伍尔夫在创作形式上孜孜以求的革新,她对于＂如何叙＂的深度思考成就了《奥兰多》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形式的辩证批评——詹姆逊“内在形式”理论评析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历代文艺理论家都对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詹姆逊在对文艺形式，特别是现代主义以来的文艺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了西方文艺理论在形式研究中的得失，提出了“内在形式”说，阐释了艺术形式与审美认识的辨证关系，以及历史内容转化为艺术形式的动力过程和运行机制，从而对形式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     

《一切经音义》引《山海经》之神异动物——与毕沅校本异文比较

《一切经音义》援引《山海经》多次，其中有关神异动物之内容与毕沅校本相差较大。今选取14处异文，比勘毕沅校本，从文字、训诂、音韵入手，究明原解。     

建立复量符号学

“复量”一词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的概念。“复量”概念先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并与后者异曲同工。诗歌语言的“复量”观蕴含着三个重要论点：唯有诗歌语言具有编码的不确定性 文学文本的双重性质：书写文本和阅读文本 文学文本是一张连接网络。书写量值可以从三个子量值层面给予考察：语音子量值、义素子量值和意群子量值。阅读量值可以从两个子量值角度分析：作为模糊回忆和作为引语的陌生文本。从类型学角度可以确立复量符号学的地位，并将其公理化。     

物·意·文：陆机文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陆机的“意称物”、“文逮意”,超越了一般的“言意之辨”命题,形成了“物、意、文统一”的逻辑系统,作为反映论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普适性。不过从现代文艺观及语言哲学观着眼,“物、意、文”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文学类别,“物、意、文”之间的关联迥然不同。从遵循“物、意、文”统一,到崇奉精神创造和语言表达的自由空间,关涉到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文学观念的扩版。无论从纵向历史演进还是从横向关联上看,任何文艺观念都有它的不完备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所在。     

他者镜像——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与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在深刻剖析比较文学“垂死”之由的同时,也勾勒出极其理想化的“新生”之路。以《学科之死》为镜,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主体性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要想从双重危机中突围,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何为主体”、“何为参照系”,争取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抓住时机,提前发问;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但同时必须警惕其研究对象过分泛化,始终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