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源之一。论文从风险、科技风险和风险认知的概念入手，探讨了科技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的关系，提出和论证了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是科技风险认知的重要基础的观点，并就加强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理性与公众参与的协调

专家评估与公众认知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均具有重要作用.专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失真.公众主体的复杂性及其认知的非专业性会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产生负面效果.因此,应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入手协调专家评估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通过公众参与克服专家评估的部分局限性,通过专家理性引导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正确认知.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从常人理论看专家与公众对健康风险的认知差异

专家与民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并影响着风险沟通的效果。本研究以甲型H1N1流感为例,从常人理论的视角探讨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研究发现,甲流期间专家与公众在"可控性"、"熟悉度"等方面存在风险认知差异;而这种认知差异的背后,是专家与公众"先前知识"、"判断结构"与"健康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专家与公众的鸿沟并非来自知识的落差,科学理论与常人理论的内在差异才是导致专家与公众风险认知差异的根源。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环境治理的风险社会学分析

从风险社会学角度分析,环境治理出现难题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科技专家之间的环境风险认知差异。差异的产生原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矫正环境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科学客观的环境风险测量,但环境风险测量不等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性。要真正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待于加强多主体间的环境风险沟通。在环境风险沟通中尤其应当提升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效用,形成广泛而有益的环境风险共识,以促进政府与公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我国公众对纳米技术的认知分析——基于大连地区纳米技术公众认知的实证调查

文章基于对大连地区纳米技术公众认知的实证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纳米技术认知的基本状况,并对不同群体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我国公众对纳米技术的认知度较高,但是由于认知的被动性和风险意识的缺乏,极易导致公众对纳米技术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应该主动加强公众对纳米技术认知的普及教育,让公众全面了解纳米技术的利益与风险,以提高公众对纳米技术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     

科技风险认知的差异及其解释——从心理学到社会学

专家和大众在科技风险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对于该现象的解释却一直存在争议."实存论"和"建构论"是看待风险的两大基本模式,但它们提出的解释都存在较大的缺陷,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欲化解公众和专家在风险认识上的对立,应以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为基础,通过开放的公共领域,建立起一个包含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多元共识.     

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实证研究

本文以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从风险认知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风险较为担忧,且容易出现影响传播行为的负向的乐观偏差,即悲观偏差;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风险传播行为关系密切以及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的生成机制。     

科技进步与保险发展关系探析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技风险日益增多,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风险的需要推动了近年来保险业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在保险经营中的应用提高了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增强了赢利能力.通过提供保险,转移分散科技风险,保险业也支持了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与科技产业之间形成了科技促进保险发展,保险又加速科技发展的格局.     

认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

哲学的自然观与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自然科学理论思维必然要受到哲学思想以及哲学思维方式的支配。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起指导性作用。自然观;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科学方法,就没有科学研究,而科学方法受自然观的支配,只有在正确的自然观指导下形成的科学方法才能获得科学研究的成功。     

科技风险初探

在高风险的现代性社会中，科技风险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风险源。科技风险以其明显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使其在范围、幅度和深度上以整体性、复合性和深远性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科技风险的来源主要有科技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科技应用延缓效应所带来的风险，科技伦理失范所带来的风险，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所带来的风险，科学家对科技活动功利性追求的带来的风险。要消减、规避科技风险就要提高社会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意识，明确并落实政府的职责，规范强化科技伦理，吸纳公众有序参与到科学决策和科学后果的评价中来，全球协同共同治理科技风险。     

公益类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实证研究

在构建一套具有较高可操作性的,并对国内公益类科研院所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具有参考价值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度评价理论建立公益类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模型,以重庆市22家公益类科研院所为研究样本,对其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重庆市公益类科研院所创新能力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就提高重庆市公益类院所创新能力提出对策建议。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伦理的风险防控

基于研究主导权与研究能力的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面临着各种研究伦理风险。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实证研究风险与结果呈现风险两个方面，忽视了作为"总开关"的研究问题风险与极具科学性的研究设计风险。文章应用文献荟萃分析法，基于过程视角将研究伦理风险细分为研究问题风险、研究设计风险、实证研究风险和结果公开风险，根据意识与行为、局部与整体的内在关联将其归因于研究者缺乏风险防控意识，受到学术利益驱使，缺乏风险防控技巧以及缺乏总体防控观念，进而提出一系列风险防控对策。     

民众对核电综合风险认知的成本量化研究

为解决民众核电风险认知对其核电可接受的影响的量化问题,文章对不同地区的600多人进行问卷调查。在研究民众传统核电事故风险认知的同时,基于核电建设的大规模土地使用,添加民众对核电建设土地占用风险的认知。通过熵权法对民众的核电事故风险认知、核电建设的土地占用风险认知进行权重确定,求出综合风险认知以此量化核电建设中民众对这两种风险认知造成的成本。研究结果表明,民众的核电事故风险认知、核电建设土地占用风险的认知对其态度影响不仅是显著的,而且综合风险认知对民众核电站建设的接受态度的影响也是显著的,随着民众对核电综合风险认知的增加,民众对核电站建设的支持度会越来越低,造成的综合风险认知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媒介技术态度观探析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是继经验学派、批判学派的第三大传播学派。该学派各理论家聚焦媒介技术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但对媒介技术发展的态度却差异甚大。第一代理论家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主要揭示媒介技术本身的特点规律和带来的社会影响,以悬置主体的科学主义态度给学界呈现被传播学界忽视或遮蔽的问题。第二代理论家以波斯曼为代表,对媒介技术发展深感恐惧和无助,站在文化批判的立场上,面对媒介技术对现代文明与秩序的颠覆与破坏深感忧虑和悲观。第三代代表理论家莱文森则对媒介技术发展给人类信息传播、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构建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念而欢欣雀跃,呈现出一种极强的乐观主义态度。北美媒介环境学派针对媒介技术的态度转向,既是特定理论家的媒介技术态度观构建的个体呈现,同时也彰显了该学派对媒介技术认知的历史与逻辑,展开了该学派的丰富性和立体面相。     

科技风险及其社会控制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源之一。科技知识自身、科技开发活动、科技成果的使用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内在原因;科技活动过程的社会化,科学家对科技活动的功利性追求,社会的科技化进程,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基础条件。科学家的自我约束、公众监督、政府的管理和协调是对科技风险控制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