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岭南政区变动与岭南蛮族的关系

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变动与当地蛮族关系密切。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剧增,是隋末的三倍还多。这种变动从政区沿革来看,在于梁代设置、隋代撤废的政区有许多被唐代继承。从政区增置的主要原因来看,在于当地蛮族势力的坐大和一批蛮族豪酋的崛起,他们被国家以创置政区的方式纳入统治范围。蛮族的崛起及国家在岭南增置政区始于梁代,唐廷继续按照"职因地奖"的原则对蛮族豪酋授官。这就是唐代岭南政区剧增与蛮族的关系。     

宋元时期生券军与熟券军考

生券军、熟券军都是活跃于宋末及元代的军事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南宋,是以会子支付军饷、从外地抽调兵士镇戍边境的军事组织,属于镇戍部队,后者则定居于当地;前者多承担战斗任务而后者主要负责屯田。元代,生券军有征伐、镇戍、屯田和侍卫职能,熟券军的职能同生券军接近;二者都属于新附军,政府对其秉持着非兵即农、不为兵则屯田的管理原则。     

五代行政区划单位"军"的形成

"军"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出现于五代中后期。满足军事需要和保障重要资源供给,区划内存在常驻的武装部队是军设置的原因和特点。军的得名与唐中后期形成的"以军目地"的习俗、行政地位的提高、特有军政合一管理体制的存在有关。军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在五代的出现,是唐宋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试论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变迁的特点

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在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即历代政区的变迁呈现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共存,设置政区的等级和密度受人口、形势、经济影响很大,县级基层政区较为稳定而一、二级政区变动较为频繁,边疆政区设置受民族因素强烈影响而出现与内地政区的差异。这些特点,是符合中国历代王朝对广大疆域和众多人口的行政治理需要的,同时也对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凝聚力,以至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知宁海军职官考

本文主要考证知宁海军职官这一特殊官职。1.宁海军的设置:宁海军机构是伪齐刘豫在金初阜昌元年设置的一个特殊行政管理单位,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州。2.宁海军名称沿革:宁海军之名经数次更改,大定22年改为宁海州,后又改为宁海卫、宁福营。3.宁海军官职的设置:主要有三个级别的职位,分别是知宁海军事、同知宁海军事、宁海军司理参军事。知宁海军,官职大于县令,相当于后来的宁海刺史,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4.知宁海军的职责:治理州中大小事务。5.历任知宁海军及刺史人员时间考证。     

宋代牢城军初探

在“崇文抑武”的大背景下，宋代民众只是将从军当成最后的谋生手段。由于军人社会地位低下，宋军兵源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牢城军就是宋朝为弥补兵源不足而利用罪犯组建的军队，隶属于厢军。与其他番号厢军一样，牢城军除具有基本役作职能外，也具备一定的军事职能，是宋朝主体军事力量的有益补充。     

明清时期贵州卫所置废动因管窥

明清时期贵州卫所的置废,是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州卫所的设置,巩固了西南边防,促进了黔省的经济发展、政区完善。然卫所作为明朝军事基层单位,到了明末仍保留有大量军队,这无疑对于新生的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威胁。为了消除这一隐患,清廷实施了＂裁卫并县＂,完善了贵州行政区划。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探讨黔省政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宋朝骑兵在南方的布防与运用

宋朝建立,战略对手在于北方,而对"种类殊异"的南方民族地区的防范则比较忽略。再加上基于"南方非用马之地"的认识,除少数有马厢军外,北宋前期禁军未在南方驻防骑军。宋仁宗时期广南两路发生侬智高事变,岭南骚动。宋朝臣间在是否"用骑"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狄青率西北骑兵南下,"终以马胜"。此后宋朝开始在南方驻防新建的"有马雄略"军,有马厢军也有增多,骑兵在南方的运用也开始多了起来。受到感染,一些少数民族也要求学习马战。在某种程度上,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成为宋朝在南方"用骑"上的一个"转机"。     

“军主政从”模式下的南昌行营运作研究

"军主政从"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种非常态。蒋介石维系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支撑之一就是"军主政从"模式,其源于南昌行营"剿共"时期的军事实践。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通过对行营人事组织的军政统合、对省级政权的军事渗透以及对县级政权的军事导向,实现了其个人的军事独裁与权威构建。但该体制在取得军事胜利与强化蒋氏权威的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超大城区行政管理体制重构及其在大都市密集区的应用

为了破解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科学发展所形成的障碍,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一大批超大城市新区应运而生。与老城区相比,这些城市新区空间规模超大、功能布局特殊,全面区域管理亟待加强,但旧体制整合难度较大,需要运用综合配套改革的理念从行政层级、管理幅度、公共服务运行模式、官员政绩评价与选拔任用机制、富余官员安置等领域做出新的制度设计。城市新区新的管理模式在我国基本实现均质化发展的东部大都市密集区的行政区划整合中具有推广价值。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惯例功能与规制路径研究

行政惯例作为非正式法源之一在公安行政执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行政惯例对公安行政执法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应通过对行政惯例的成文化、清理、审查来逐步规范行政惯例，减少其对公安行政执法的不良影响。     

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之一.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即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正确定位政府角色就是在明确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基础上,提高行政能力和行政道德与法律素养,扮演好体系构建者、公共服务者、行政与市场监督者的角色.     

论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之一 ,产生于西方国家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完善 ,因其符合客观规律 ,具有强大生命力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运用。文章在论证比例原则的涵义、功能和科学性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行政法实践 ,论证了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的必要性。     

广东实现现代化必须破除“代管体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广东省大部分行政区域变为市管市的体制 ,这种体制被称为“代管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因此 ,应重整行政区划 ,形成新的行政管理架构 ,理顺各层级之间的权责关系 ,形成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 ,为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体制保证     

论行政信访

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一种法律传统,行政信访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文章依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和精神,阐述了行政信访的概念、特征、原则、作用和程序,分析了各类行政信访主体在行政信访活动中的法律责任,探讨了行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     

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演进及其完善

我国行政裁决制度在建国初期开始建立,1978年到1989年得以蓬勃发展。由于行政裁决制度本身不完善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逐步缩小行政裁决的范围。行政裁决制度属于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强、综合性强、简便、高效、成本低廉等优势。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争议多发的情况下,应当保留行政裁决制度并对其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停止取消行政裁决制度的做法,适时制定《行政裁决法》,对行政裁决制度作出一般性法律规定,并改变目前行政裁决诉讼路径不统一的现状,通过建立当事人诉讼制度来解决行政裁决争议。     

对象、程序与模式：社会保障行政的难题与挑战

社会保障行政机关对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权的实现负有最重要、最直接和不可或缺的义务,但社会保障极其复杂和微妙,社会保障行为必将遇到诸多难题。而在这其中,社会保障受益人的确认问题、社会保障行政程序问题、社会保障行政模式问题是各国社会保障行政中遇到的较为普遍的问题。认真解剖分析这些问题,对于解决它们具有重要意义。     

寻找新的起点--关于中国行政法起源的思考

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行政法 ,中国革命根据地时期 ,由于不具备正式的国家政权 ,也不可能存在行政法 ,即使是新中国政权建立后 ,由于体制上的原因 ,行政法终未能产生 ,只有在体制改革之中 ,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 ,为行政法的产生提出了要求 ,也提供了基础 ,中国行政法方能应运而生。中国行政法的一切形式必须到体制改革这一源头中去寻找     

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状况分析

近年来,海外中国公民遇险遇难事件不断发生,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本文对2001年1月1日—2005年6月30日期间发生的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的事件做了统计,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总结出了中国公民在海外面临的安全威胁的种类、主要风险的排序、世界各地区及主要国家对于海外中国公民的相对安全程度,然后分析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面临威胁的原因,并就如何降低风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