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通过运用改进后的G-L指数测度中国与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对比分析,表明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同时发展水平不同不是限制两国产业内贸易的绝对因素;测度SITC(Rev.4)分类下的中国与金砖国家0-8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显示金砖国家内部不同国家、不同种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出影响因素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关联度,得出市场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市场开放度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程度较大。因此,应开展文化交流、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创新能力以及有侧重地根据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进行针对性调整,以提升中国与其他金砖四国产业内贸易水平。     

中挪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挪威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为进一步探讨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特征,可以通过G-L指数、Brulhart指数和Thom&McDowell指数对中挪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挪农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平均值较低,且产业内贸易水平增量主要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引起。由此提出了我国应取长补短、加强自身优势,深化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等发展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策略。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中国与东亚国家制造业边际产业内贸易及调整压力分析

本文运用2005年和2010年SITC（REV.3）五分位贸易数据对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制造业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调整压力进行研究.研究根据Azhar和Elliott（2008）提出的边际质量指数测算方法,运用S指标计算了中国与东亚国家制成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并利用PQV指数测度边际产业内贸易显著商品的质量等级,在此基础上,运用边际质量（MQ）指数测算了中国与东亚国家边际产业内贸易显著产品的质量变化,并据此揭示其调整压力含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与东亚国家制成品产业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且,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不断增强.中国因在产业内贸易中从事低质量产品生产而面临更大的产业负面调整压力.中国应进一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改变目前不利格局,从而推动自身的经贸发展,并最终促进东亚产业内分工体系的良性演进.     

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中国农产品出口迎来了新机遇。近年来，中国与RCEP成员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运用GL指数、BI指数和MIIT指数测算2006—2022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指数，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双方产业内贸易增量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货物贸易结合度、市场开放度差异、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和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对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货物贸易结合度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分析

采用Grubel-Lloyd指数和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和东盟2001—2010年农产品整体以及各章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测算比较,在Brülhart指数的基础上应用Thom & McDowell指数对产业内贸易类型结构进行细分。测算结果表明过去十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但以部分农产品为代表仍然存在突出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十年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长较为缓慢,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增长较快。     

宁波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机电产品是宁波主要的进出口商品,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由产业内贸易的水平来反映。通过实证测算了宁波2005-2008年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得出其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不高;零部件与其对应的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呈反比关系;无论产业内贸易的水平高或低,宁波的机电产品以出口居主导地位;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波动幅度较大,发展极不稳定等特征。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和澳大利亚农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近十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农水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互为重要的农水产品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农水产品出口市场,仅次于日本和美国;澳大利亚则位列美国、阿根廷、巴西之后,是中国的第四大进口农水产品来源国。采用G-L指数、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中澳农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从总体水平看,中国和澳大利亚农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仅个别农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从变化趋势看,加权产业内贸易指数呈平稳递增态势,波动幅度不大,仅个别年份略有下降。从影响因素看,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指数存在正向协整关系,收入差距与之存在反向关系,而贸易开放度与其协整关系不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潜力与方向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外投资一直是建设中的重点内容。选取2007—2016年10年间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计算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绩效和潜力。通过计算发现,在倡议提出后,大部分国家OFDI的绩效都在增加,但投资潜力较大的国家只占少数,且欧洲地区国家OFDI的潜力普遍低于亚洲国家。运用东道国GDP、国家风险指数、劳动力占比、技术禀赋四个因素回归分析投资区位的选择,指出中国对不同绩效和引力的国家投资动机不尽相同,并提出相关建议。     

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策略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方向。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理论和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及成果。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策略建议。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大批企业走出去并开始谋划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布局。然而,沿线国家的制度、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可能造成投资风险,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方式和战略布局进行规划和指引。基于企业投资意愿的视角,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2012—2016年商务部投资项目信息数据库中我国企业发布的对外投资项目信息进行分析,对项目分布的国别偏好和产业分布进行比较,发现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相比存在多方面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给出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和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及综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区域城市群综合协调发展情况总体较好,但城市之间差距较大;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迫在眉睫,广东21个城市中,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城市1个,某个子系统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6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14个;珠三角地区各城市协调等级全部属于协调类,从协调度评价结果分布来看,已经形成梯度发展的态势;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协调度和协调类型明显逊色。依据此结论,论述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落实振兴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各区域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加以调整发展,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和战略机遇提升城市协调度的观点。     

“一带一路”契机下中国服务贸易的机遇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近期提出的一项重大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服务贸易作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力量,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有利契机,努力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利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和增长率及全球占比等数据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现状,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服务贸易带来的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契机下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措施。     

中美电子信息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与类型甄别

近年来,中美电子信息产品贸易得到快速发展,作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电子信息产品在中美贸易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利用SITC第三版分类下三位数的中方数据,借助G-L指数修正后的G-L指数和Aquino矫正指数分析了中美1992—2007年间电子信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并采用GHM方法测算其产业内贸易类型。结果显示:中美电子信息产品从较低水平的产业内贸易转移为产业间贸易,且仍呈下降趋势;产业内贸易类型呈现以低水平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格局。分类考察中,各产品的比重和G-L指数都存在较大差异,中间产品贸易占了较大比例;中美电子信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结构不稳定,中国仍处于电子信息产品国际产业链的下游。因此,重视加工贸易的结构转型,并逐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将是后期中国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重点工作。     

略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现状及其影响

中印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印重开边界问题的会谈,两国成立了边界问题联合 工作组,确立了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以及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制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框架,逐渐达成 了边界问题不构成两国发展关系障碍的共识。目前,中印边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在边界实控线划定上双方存在分 歧;边境毗邻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给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带来潜在影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竞争性因素使得在边界问题解 决上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印边界问题的现状,使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这对地区 局势的稳定、对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均衡都会产生影响。     

中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韩文化创意产业各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对韩竞争力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中韩各类文化创意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与韩国文化创意产业相比,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明显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