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党的群众工作创造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基于利益实现的逻辑

民主是在人的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建构民主的前提条件是要创造和培植民主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人在民主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群众利益是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根本。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基层民主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政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规范基层民主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群众工作体系是政党直接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实践载体和工作平台。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实现群众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基层民主发展的有效动力,群众工作过程就是群众利益的实现过程。实现群众利益,要求党的群众工作须以政权为依托,以服务为载体,以制度为支撑,以治理为机制,以法治为保障,来创造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     

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市场经济

现代化的发展是社会技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是社会要素充分资源化而发挥其功能的重要条件,实现这一配置资源的市场配置关涉到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即发育个体与社会,建构社会公共领域,使之与国家间形成相对独立关系.实际上,市场经济与构建公共领域具有共生互动的性质.它既以个体、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的确立为条件,同时又是发育个体与社会,构建现代政治公共领域的平台.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政治均衡: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政治失衡是社会失衡的结果,政治均衡却是社会均衡的前提,解决发展趋于失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在于政治均衡,这既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反思,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现实诉求.政治均衡,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以寻求并逐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均衡为价值目标,以利益均衡与制度均衡为逻辑起点,以公共资源的汲取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实现机制,并最终以政府公共性秉持和有效性发挥为重要考量维度.     

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质与功能目标的内在统一

公共管理是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公共行政理论派别。当代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实质就是通过加强和完善公共部门自身的责任机制来建立和发展社会公共责任机制,通过公共部门自身切实履行义务来让公众履行义务,通过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来最终实现政治统治利益。它强调公共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加强和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管理的效率与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公共责任机制,从而增强公共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公众的凝聚力。公共管理充分体现了公共性本质与功能目标内在统一的特性。     

社区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机制运作研究

社区参与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基础形式.社区参与在社区发展中,体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作为基层民主的基本形式,其作用和意义在社区的全面建设中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近年来,在社区参与中的协商民主机制的涌现,体现了我国社区参与的新形式和新趋向,体现了公民与政府的合作,社会团体与公民的合作,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合作,这一机制为公民平等参与以及表达公共诉求提供了平台.本文对城乡社区参与中协商民主的机制运作和价值做以介绍和分析.     

基层政府发展村庄产业的“经营平台”机制——以X村旅游开发为例

以贵州省L县X村的旅游开发为例,探讨基层政府发展村庄产业的“经营平台”机制及其逻辑,将“经营平台”机制看作基层政府保持适度自主权的努力。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府集中体制内资源与村庄社会合作,合力将村庄打造为带动各方市场参与的“平台”,并保持平台稳定运行,尽可能提高平台交易量并从中抽取“平台利润”,形成一种“经营平台”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使得基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避体制-市场-社会三重结构的约束,保持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经营平台”是基层政府集中有限资源应对制度约束的结果,它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回应多方诉求,也满足政府自利诉求,但却弱化村庄治理能力,放大经营风险,加重体制负担。     

市场经济社会理论模型初探

本文把社会看成是由纵向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和横向的自发结构和自觉结构组成的社会立体结构，认为社会转型是由前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社会的理论模型是由以工业为本、体现法制规则与自组织相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公共权力与法治秩序自...     

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实践逻辑研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

基于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和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阐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首先,作为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的乡土文化延续,通过乡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民间信仰的乡土传承,有效应对了社会空间转型和文化空间消失导致的本体性不安和个体化焦虑,从而实现了社会空间的文化自治理;其次,作为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和“文化下乡冶实现了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公共空间重构,并基于隐性技术运作的柔性治理再生产出国家—农民关系的施恩回报逻辑,从而促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奠定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最后,社区公共意识匮乏和认同感缺失正是当前社区文化无法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唯有通过自治和他治的机制衔接,形成乡土社会本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的功能耦合,才能真正能实现文化治理、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多元善治。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以人为本”的社会结构观

社会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 ,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结构 ,因而人的相互关系构成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总体结构的层次性 ,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方面来研究 ,一种是包括生产力结构的社会总体结构 ,即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 ;另一种是在生产力结构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的社会总体结构 ,它包括基础性结构和建构性结构两个层次。社会结构的建立和发展 ,都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 ,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的选择和建构 ,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这就使人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构成互为动力的关系。它们既互为创造者 ,又互为创造物。所以 ,“以人为本”的社会结构观认为 ,社会结构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基础的 ;社会结构的选择和建构 ,不仅是为了人 ,而且是由人所创造 ,由人所推动的。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大宪章与中世纪英格兰的议会请愿

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议会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大宪章的请愿活动，涵盖公共请愿与私人请愿。这些活动对于大宪章在议会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生动的揭示。事实上，大宪章是国王与臣民通过议会请愿实现政治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这种沟通交流充满张力，体现了双方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所进行的政治博弈。一方面，请愿者广泛地使用大宪章，并结合各种策略来强化诉求的合理性，以实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君主对请愿诉求的回应并非消极被动，而是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和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并表现出总体的支持态度。整体来说，大宪章请愿活动所展现的政治互动机制具有合作共赢的特点，体现了以议会和大宪章为代表的制度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突出作用。此格局的出现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国家从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向集权君主制转变的历史需要。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形式与逻辑——以天柱县“合约食堂”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是有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甘溪侗寨合约食堂治理模式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了内生动力的表现形式、逻辑机理和激励机制等内容。基层社会内生动力体现在采取以基层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融入基层社会自治规范、基层治理体现群体文化认同的引导等方面。而梳理内生动力各要素的逻辑机理，表现在多元主体共治与基层群众自治耦合衔接，共同需求、共担责任、共享利益是治理内生动力源，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具有动态性等方面。激发内生动力产生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基层群众共生性受益群体意识、激发基层群众有效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措施、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形成与有效运行。     

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何以可能--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视角

目前我国公共领域的发展面临如何协调与政治权力关系、内部社会力量间关系的两大难题。培育公共精神是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核心,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阐发着公共精神内蕴,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就是培育公共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诉求相契合。因此,必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拓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