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瑞斯》:福斯特艰难的同性恋探索

<莫瑞斯>折射出福斯特漫长艰难的对同性恋本质和内涵的探索历程.<莫瑞斯>的三个主角莫瑞斯、克莱夫和阿列克映射出了福斯特人生不同阶段对同性恋伦理观探索的侧影,表征了传统社会的异性恋主流话语和价值取向对同性恋的重压,同性恋者自身的焦虑和困惑以及痛苦的身份认同过程.作者生前拒绝出版此书和书中对同性恋行为描述所体现的含蓄陈述的风格、那欲言又止的情感表征了那不言之下的蕴藉:同性恋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特征和双重诉求,但其身份认同不是一蹴而就的,焦虑和困惑贯穿始终.     

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同性恋者认同自身的同性恋性身份,不仅意味着将生理欲望指向同性以及具有特定的性行为方式,还意味着认同与同性恋性身份相关的角色和行为规范。＂同性恋身份认同＂既是同性恋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同性恋人群健康成长、社会稳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对国内外近20年来关于同性恋身份认同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进行梳理和分析,从相关概念、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角度出发,概括了同性恋身份认同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总结归纳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对于同性恋的社会认同部分的缺乏等问题,提出未来研究应该更多转向探讨同性恋身份的社会基础和支持手段,探讨社会认同机制以及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互动、农村同性恋社会认同过程等方面。     

身份隐匿、族群分化与同性恋运动

由于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社会歧视、文化偏见与制度压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性恋族群内部缺乏集体认同感,自我分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主体的不可见性和族群认同感薄弱,进而无法共享统一的集体身份与文化。身份隐匿和族群分化状况下的同性恋运动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非抗争性的同性恋运动;另一种是同性恋消费主义,即“粉红经济”,它彰显了同性恋运动的政治-经济场域转换。同性恋族群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我特征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状态,非抗争性的符号表达和文化介入、表现方式的日常生活化（如家庭出柜）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的渗透等,都可以被视作本土性的同性恋认同方式和运动模式。     

人类同性恋现象的哲学思考

同性恋现象的产生有生理原因,有社会原因。同性恋是人类在性别问题上的"异化",是人类生理病态或社会心理病态。同性恋现象不符合以保证人类繁衍方式为核心的伦理规则。所谓同性婚姻,不是"婚姻",是与婚姻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不同概念,它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同居关系而已。因此,同性恋者有同居的权利,但是没有以婚姻的名义要求社会像对待异性结婚者一样为他们的同居公证财产和其他事务的权利。社会没有权力强行干涉同性恋,但是绝不能支持同性恋现象,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同性恋现象的发生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制造同性恋”——话语、身份建构与现代性的视角

同性恋身份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19世纪的发明,“同性恋”这一标签重构了同性爱欲者并使之成为具有共享身份与特性的族群。同性恋的历史书写、话语争夺、性主体意识与现代性等要素共同参与了“制造同性恋”的进程。大体而言,同性恋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分为历史寻根、经验阐释与族群建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可以区分出年龄-结构化、跨性别、职业化以及平等主义等不同的同性恋类型。现代性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现代同性恋世界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特征。     

“恐同症”的根源——基于宗教、现代性和文化的阐释

西方社会的宗教是产生恐同症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宗教话语和道德实践中同性恋行为与非生殖的异性恋行为共同遭受惩戒。促成同性恋身份的现代性条件本身孕育着恐同症,同性恋特质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组织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性人格和商业精神格格不入。在“文化失范”和“道德恐慌”的压力下,社会倾向于将性越轨视为社会失序的象征,同性恋群体成为“社会病态”的替罪羊。在文化阐释的范式看来,恐同症是“性别主义的武器”,同性恋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攻击同性恋者有助于强化既存的性别阶级结构,因而恐同症成为对性别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形式。     

网络社区中的同性恋身份认同

网络社区中的交往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性支持,通过发现和维系共同性,同性恋群体成员确认自己的性取向并对自身的文化位置进行反思,体现了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同性恋群体把同性恋文化现实境遇的改变寄托在主流社会的关爱和接纳上,这种身份诉求还是把自我置于主流文化的从属位置上,仍然维持着主流社会结构对其的呈现。     

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话语之争

全球化背景下的酷儿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丹尼斯·奥尔特曼提出的"全球酷儿化"观点,强调跨时空的超稳定结构与同一性;另一种是福柯式话语分析,强调内在特殊的身份与类型。跨国同性恋身份和主体性涉及本土性与植入性之争以及第三世界的同性恋群体在面对西方性话语和性实践时如何自我表达的问题。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并不是平面化、单向度的,而是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西方并非同性恋身份/文化的原点,亚洲和中国的同性恋也非西方的镜像和拷贝,同性恋研究应避免简单的"刺激-反应"身份生成模式。     

西方女同性恋文学及其理论构建

女同性恋理论的构建糅杂了性学、心理学、社会学、女性主义、哲学、文学中的相关成份,不以传统的"正常"和"异常"来划分异性恋和同性恋,对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这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虽然还不完善,但是为解读人类这一客观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文学作为人类本性和历史的记录也为女同性恋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沃土。女同性恋书写和其理论构建的历史证明,女同性恋是人性表征的一客观现象,不是对性和性别的医学解读。女同性恋文学承载着女同性恋作家长期艰难的思考和探索,不同的女同性恋作家表征着不同的女同性恋内涵。女同性恋文学值得研究,因为女同性恋作家在"她者"的倾诉中揭开了女同性恋存在的事实和其艰难困境,颠覆了人类性别两分的窠臼,诉求着女同性恋者的权利,为剖析人类"性"的多元复杂本质提供了更开阔的思索空间。     

彩虹岛上家国梦 ——台湾同志电影的系谱与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酷儿题材电影在台湾蔚为潮流,并逐渐形成一种类型化的同志电影.台湾同志电影挑战了保守刻板的主流性政治,创造出兼具先锋性与商业性的同志电影文化.然而,台湾同志电影对同性恋的景观化再现,迎合了异性恋中心主义社会的奇观化凝视,而关于彩虹岛的同志共同体想象,则无法摆脱后殖民性与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无意识,从而与塑造台湾主体意识的主流国族叙事达成合谋.台湾同志电影建构了一个"后殖民台湾同志"镜像,其所投射的依然是台湾社会纠结于国族身份辩证的历史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