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研究

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提出国际政治"两大势力"论,指出国联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是"反革命的大旗"."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复揭露国联的帝国主义本质,竭力消除国民党散布的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号召民众起来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在独立自主原则下支持国联并促其对侵略国家实施制裁,提出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条件下可利用外资进行国防与经济建设.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不平等条约——基于孙中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民族主义概念的出现要早于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可以用"革命排满"来概括,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虽然该口号很大程度上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成份,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并引导了辛亥革命顺利进行。"五四"以后,孙中山力图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致力于为其民族主义注入新的内容,以图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可以广泛动员民众的口号,不平等条约概念应时而出。当三民主义被解释为是为了打倒不平等这一层面,而民族主义专是"对外打不平",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就水到渠成了。苏俄与早期中共在促进孙中山将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苏俄将民族自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相结合的宣言无疑给孙中山以启迪。孙与苏俄的合作所求的不仅是外交,而是舆论和人心,争取的是寄予苏俄无限希望的国人。     

国民政府时期革命纪念日论析

国民政府时期,为确立并推行各种革命纪念日,传播和灌输政治文化,政府不惜动用行政力量,为纪念日的运行预设法统性地位和社会空间,并征用传统节俗仪式,建构革命纪念日。然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纪念日本身的缺陷与地方政府的随意变通、广大民众的消极敷衍等诸多因素的出现,使纪念日的推行陷入困境,直接影响到仪式政治的效果。     

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1年日本在中国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开始。中国抗战对象——日本所具有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以及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侵略性质的认定,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成为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有力支持了苏军对德作战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驼峰线的开辟和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进一步证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中国坚持抗战和远征军表现出的国际合作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付出的巨大牺牲,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五个重要国家之一,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恰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承认,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全面抗战初期对女学生的爱国宣传和参战动员——以民国期刊为中心的考察(1937-1939)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解放的时代使命与爱国主义情绪相互激荡,掀起全民族全面抗战的热潮。其时,有关女学生爱国形象的宣传成为全民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妇女参加抗战事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鼓舞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国统区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女子爱国教育流于形式,动员活动未能发挥应有效用而很快陷入低潮。这一情形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区域在女子教育及参战动员上取得的效应形成了直观的比照。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论热河事变的历史地位

热河事变属于“九一八”事变的组成部分,这次事变之后,日军不仅完成了对东北的殖民占领,而且侵华力量从东北转移到华北。该事变在日军侵华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北地区的移民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日本开始大量移民至华北地区,华北日本移民人数因而快速增长.在日本实施华北政策过程中,这些日本移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在日本侵略华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伴随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而至,但同时又作为日本侵华的"先锋",为日本进一步对侵略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的历史演变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九一八"事变前,蔡廷锴民主革命的行为意识体现了崇拜旧民主主义革命、排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导致其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以"联共反蒋"为特征,以抗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使蔡廷锴在实践中成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政治盟友;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信念,最终走上了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灾害动员的模式初探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进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党和国家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内在需要和宝贵经验.建国60年来,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部门为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以广大社会民众为主力军和依靠力量、以人民军队为生力军和中流砥柱、以权威媒体为中介桥梁和引导力量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模式.     

日本侵华战争与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中断——以近代乡村织布业、缫丝-丝织业为讨论中心

"九一八"事变前,以织布业、缫丝-丝织业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手工业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生产工具的改良与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农村手工业产品产量与质量进一步提高,区域外市场迅速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沦陷区市场丧失,生产基础遭到摧毁性破坏,乡村手工业从技术进步的、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半工业化生产向一般商品生产、甚至向自然经济退化,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良好发展势头被迫中断了.     

抗战时期妇女动员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动员起来,投身于抗日洪流中。抗战时期妇女动员呈现出广泛性、组织性和活动方式多样性的特点。近代以来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国共两党大量的妇女工作和对妇女干部的培训、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精神是促使妇女全面动员的重要因素。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社会动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条件,而采取正确的社会动员方法才能达到良好的动员效果。为了广泛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动员民众的方法,即:以满足民众物质利益为特征的物质型社会动员;以精神鼓励为内容的精神型社会动员;以及通过多种形式的组织吸纳广大民众参加抗战的参与型社会动员。     

晚清时人对国家构成要素的思考和诠释

国家构成要素既是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又是国家观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构成要素所做的深层思考和诠释,从根本上回答了构成国家的主体与核心以及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等重大问题,直接地推动了晚清国家观的变革,是晚清时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对古代王朝观及其所竭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进一步批判和否定,向广大民众进行国家思想以及由此而生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之启蒙过程,对当时最大限度地宣传、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投身于御侮雪耻、救亡图存之爱国运动中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也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亟待解决之事。     

琼崖革命时期“红五月”运动的历史考察

琼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最南端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在琼崖革命时期,琼崖共产党人积极利用"红五月"来完成革命任务。从初起时期的利用纪念日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发展到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利用"红五月"来发动军事攻势,解决不同任务,并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红五月"运动动员民众,极大促进了海南岛的解放事业。     

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在凸现的个人主义与 民族主义两难困境中，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理念、淡化帝国主义侵略、将民族主义统一 服从于个人主义的作法，将关注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自以为从国家 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的理性的对日观：其一、支持国民党政府保守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二、反 对青年学生非理性的爱国激情；其三、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反对排外民族主义；其四、主张妥协自强 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抗日救亡的前提。这种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 可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典型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胡适对日观的“理性”，是个人主 义、文化激进主义的“价值理性”，民族主义是其形式。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日观 的“理性”。是出于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考虑的“工具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乃 至放弃。他们公开主张“新专制独裁主义”。这说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和中国自 由主义者必然分化、边缘化及政治保守化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