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明清之际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接应

明清之际传播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晚明王阳明心学大为流行,为恰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王学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王学注意伦理学的自愿原则,为天主教教义的传播架设了思想桥梁;王学大兴讲学会的风气,对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则与西学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皆有相通之处.对西学的接应,为这个时期重建思想世界增添了一幅新的图案:以天主教"补儒易佛"为核心的精神世界和以汲取西学科技为基础的知识世界.就此而言,西学与明清之际的思想世界的重建是有着内在关联的.然而这一重建的蓝图没有得到实现,直到近代王学与实学再次充任西学的接应者,并且西学成了思想世界重建的引领者.由此来考察明清之际思想与中国近代思想之间的历史脉络,西学无疑是内在于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的.     

陆九渊心学的方法理论和实学主张

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从方法论上讲,通常被视作简易之学。陆九渊对此不仅直认不讳,甚而喜好有加。究其原因,简易方法是陆九渊发明、创新儒学的一方宗旨,与他的生体思想即本心学说达成了本体工夫协融为一,也是他判别学派和接引学者的指针。本文对此作了辨析,尤其对向来统混讲论的剥落、减担等说法作了明确区处。陆九渊的实学主张不仅包括个体道德认知上的切己自反和躬身践行,而且更为强调对儒学的切实创新,更为关注儒学的普遍的社会实效表现。陆九渊心学体系的方法理论和实学主张在内在理路上是相联通的,表明他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是实有所本,实有所得;而他在“辨志”基础上提出的实效实利为心学以至整个儒学固有内容的诸多论说,则至少足以说明,视心学为空疏不实之学是缺乏根据的。     

农为政本,水为农本 ———《农政全书·水利卷》与科技实学

实测实学,后也称科技实学,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科学内容和基础而言的.它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西方近代科学[1].它虽然强调科学技术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属儒家"艺用"之学,同经学等学问都是并列的,所以,也可较为笼统地称当时的科学技术本身为科技实学.它代表近代以前中国科技思想的最高成就.     

传统儒家实学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的新成果。以国家软实力为视界,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古典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文亦提出: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相对之"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儒道佛三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     

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

“实学”本义为切实有用之学。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然作为概括一种学术本质特色的特指范畴，则始于北宋。宋儒视先秦孔孟儒学为崇实黜虚，修己以治人的实学。程、朱宣称“惟理为实”，学者泛观博览，格、致、正、诚，穷理、尽性，进而修、齐、治、平的功夫，就是圣门实学；陆王则宣称“心即理”，心学即实学。明清之际，实学表现为一股具有忧患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启蒙和改良意识、实证科学意识和哲学唯物论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近代实学表现出了重振儒学经世传统、救亡图存、中体西用和趋时更新等新的理论特色。     

黄道周与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思想与明清之际的整个学术思潮有着很大的内在关联。他反对宋儒的道统观,反对宋儒气质之性的说法,坚守性善论;他尊重汉儒,重视经学,同时他的经学思想受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影响较大;他有较强的子学意识,对道家、道教也很有兴趣,这在儒者中是少有的。黄道周有可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的易、历、律一体的思想无疑又有着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他较早地以道器来论中西科学及其文化精神的差异,早在西学输入的明末,他就对中国文化的前景有着深沉的忧虑。黄道周的学术思想是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裂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反映。     

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折衷中西思想的探索者,是一位从儒家内部出发并努力调融中西思潮的思想家。近现代中国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向西方学习,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吸收、升华、再创造的发展过程。儒学也是如此,只有以儒学为主体,不断吸收并消化西方先进知识,使之成为儒学的有益补充,儒学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才能更好地的发展。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开辟了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型,是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     

“实学”概念的演变

“实学”于东亚儒学文化圈乃一泛用词。公元前155年,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好古籍,招聘学者,奖励儒学,排斥虚无黄老之学和神秘图谶之说,崇尚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和礼乐刑政之法,而誉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据考,这便是“实学”一词的发端。由此发端始,“实学”作为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中源源流长。     

浅析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产生是与理学的衰落同时并行的,此外,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西学的传播等也对其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先由学术界发其端绪,随后波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它以恢复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宗旨,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指导思想。     

世情、时序与学术: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探微

方回的理学观念,集中反映在他对儒学道统的承传谱系以及儒学的要义、精神品格的阐说上。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尊奉的是朱熹的意见,并认为这一儒学正脉是实现世道之治的根本;对于其他的各种异说,则不遗余力地加以驳斥。这种价值取向和他在特定时世境遇下的心态诉求及历史反思相关,更根源于其对儒学核心内涵的体认。他既将儒学视为心性修养之学,强调通过读书致知来涵养本心;又将儒学视为实学,突出其关乎人伦、切于当世之务的精神品格。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对于矫正其时之理学流弊,乃至澄清时人对儒学的误解,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通经致用,崇尚气节——李因笃行思探赜

作为明清之际“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针对王学末流蹈于空疏之弊,他结合现实问题,对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思想,并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实践中,他抱道守节,承继关学宗风,作为关中学者,大力推崇和表彰张载关学,以自己的切身实践积极推动关学的发展,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颇具特色的关学人物。     

论严复的儒学观

严复的儒学观是丰富而又辩证的,他认为孔孟等人的思想含有许多不易之精华,应好好继承与发扬,但对后世儒家之弊端持坚决否定态度,并对近代的孔教以一种理性批判的态度,既蕴结着他对儒家文化的深厚情感,又反映了他饱览西学后的理性思考。     

从“学而时习”到“静坐穷理”——儒学的笃行精神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弱化

"学而时习"展现了先秦儒学的笃行精神,这一精神深刻关联着儒学的实学性,儒学因其"为己性"与"事功性"而彰显实学品格,此品格之落实则在于笃行。然而,在宋明理学那里,由于其论学重点向"静坐"和"穷理"的"逻辑性"转移,笃行精神因此而被弱化,宋明理学便也难免背实蹈虚和流荡之弊。     

论盛宣怀"西学中用"、"实学实用"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盛宣怀不仅是中国近代民用工业的开拓者,也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先河者,他在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兴学育才的实践中,形成了轻科举封建传统教育和空疏无实、学而无用的科举人才,重新式教育和有用之学,重学有专长和实际才能的新式人才,西学中用、实学实用的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方以智“以数明理”的思想及文化意义——以“一在二中”为中心

方以智以“善巧而理数之”的方法,分别将道体和经验现象(包括“质测”之学)抽象化为绝对的“一”与相对的“二”,并藉“一在二中”的体用圆融观,揭示了“即器是道”、“道寓于艺”的道理.他利用“离二则一死”、“合二而一”这种“以数明理”的方式,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救世情怀,而且从本体论意义上阐明了实学之于“道”的必要性,从而使近代西方“质测”之学在传统儒学体系内获得了积极性的存在.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明清时期传入朝鲜的汉译西学书及其影响

汉译西学书系明清时期在华传教士与中国学者用中文编译、撰述的介绍西欧文化的书籍。17世纪伊始,许筠、郑斗源等朝鲜王朝赴京使臣陆续将汉译西学书带回本国,汉译西学书随之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开来。其传播既受惠于清代中朝关系的重构与清廷之德化政策,又归因于朝鲜君民对典籍的渴求。汉译西学书的传来,推动了朝鲜西学的产生及天主教的传播,促进了朝鲜王朝自然科学进步与华夷观转变。尽管它曾给传统朝鲜社会以冲击,但并未撼动旧的统治根基与统治思想,也未能促使朝鲜王朝走上近代化。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在近代中国,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论宋恕对理学的批判及其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恕利用儒学对国民深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并将儒学加以改造,以恢复儒学的经世实质；他更希望将西学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利用西学中的改革和民主思想,促进儒学的近代化,从而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他这一思想与当时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是一致的,皆为“中体西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