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土秩序重建与现代法治输入的结合——基于湖北省恩施市沐抚办事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实证调研

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既具有社会治理体系的一般性特征,又需要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语境,即需要在民族自治的宪政框架下探索区域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路径、新方法.湖北省恩施市沐抚办事处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积累了可复制性的经验.一是分级调处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二是重建传统乡土秩序;三是输入现代法治;四是法律便民,将法律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加以提供.“沐抚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效化解了基层社会矛盾;增强了村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促进了社会和谐.因而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     

村级治理秩序分化的民情基础——基于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治理场域中,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进入到农村社会,引起了村级治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借助项目化运作,村庄政治形成了多元参与、寡头治村和弱主体治理等治理模式,实际对应着协同、争利和无为等秩序形态,其后隐含着差异化的民情基础。通过对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实践考察,将地方民情划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中立型三种基本类型,探究了不同民情类型对村级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成为农民与乡村干部进行利益博弈的策略工具,导致村级治理陷入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施政伦理困境之中;地方道德世界的舆论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决定了返乡精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关系着外部资源反哺农村社会的现实进程;离乡精英不断从村庄社会脱嵌出去,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纽带松弛带来政治参与的冷漠化。三者交织错叠,构成了地方民情的时势变化,成为解释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变量。     

政治冲突的治理范式及其边界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能否对其做出合理控制和治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及政治文明的发展。随着社会和政治现代性运动的不断推进,政治冲突的治理理念也应作出相应转变。治理范式上要:由排斥性斗争向包容性整合转向、由单一性手段向多样性方式转向、由实体性管制向程序性调控转向;治理边界上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做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     

传承与调适:民族传统法制文化嵌入地方冲突治理的组织路径

民族传统法制文化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自治的规范基础,它与朴素的民间道德相映照,能够助益基于法律的基层治理。伴随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认同弱化、反应迟滞、机制异化等问题在逐渐减损民族传统法制文化的活力,同时也影响到其支撑和恢复地方社会内生性秩序的功能。“借道”传统民间社会组织,有助于民族传统法制文化嵌入地方冲突治理,实现社会规范整合、核心价值趋同与定纷止争的多重目的。     

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论作为公共品的秩序

秩序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秩序是可扩展的,但扩展的维持需要依靠信任的连续生产。在现代社会,秩序是国家、公民社会和市场互动的结果,并因为三者的不同组合关系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国家始终是秩序生产的核心。随着公共的扩展,任何单个的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复合治理来实现秩序的重建。     

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

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与利益格局调整,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稳定。而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参与网络,为公民的价值认同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其独特优势。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制度与观念约束、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冲突、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并存等多重困境,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网络批评性话语的勃兴与国家治理：困境及应对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中国的舆论生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当前由于社会政治矛盾、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困境、政治机会环境、新媒介平台、网民群体心理等因素，我国网络批评性话语方兴未艾，给政治秩序的稳定带来了一定挑战。我们有必要正视其成因，并不断完善因应之道，以期构筑合理的公共空间与实现稳定的国家治理。     

基层党建实体化与乡村善治的形成

我国农村基层党建正在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通过基层党建由虚入实的转换,逐步形成基层党建实体化的局面。我国基层党建实体化的路径,是通过党建工作外部化和党建内容本地化得以实现的。基层党建实体化对于乡村善治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核心机制在于激活村庄政治金字塔结构中的不同主体,即通过促进干部党员能力提升、形塑普通党员政治认同、提高普通群众动员能力,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有效沟通。基层党建实体化有助于实现国家政策的切身性传播、乡村秩序的协调型治理和乡村建设的多主体参与,由此构筑乡村社会善治良序的格局。     

农村社区多元参与治理中政府行为研究——以湖北“三万”活动为例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国家一元结构"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过渡。农村社区——乡村社会全息缩影的公共空间,浓缩影射了社会构造的多元化功能,拥有强化地方认同、整合地方内生秩序的效力。本文以湖北"三万"工程为例,探究在农村社区共同体多元参与合作治理的背景下,作为农村各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政府如何引领各方力量协同,构建社区对话平台,扩大公民参与,让农村社区从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信念的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维护社区稳定和谐,实现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彩礼流动视野下的村庄治理秩序——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基于地方治理视角,运用案例比较方法,本研究遵从“观念—主体—结果”的分析路径,研究彩礼流动视野下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逻辑和演化规律,以丰富政治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版图和地方话语。通过两个典型案例比较进一步探寻发现,Y村内生性规范较强,彩礼的双向流动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联结,村庄秩序稳定;W村内生性规范较弱,彩礼的单向流动冲击和破坏了乡风文明,文化秩序异变导致农村家庭经济紊乱,延致村庄治理失序。最后,借助“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秩序—价值观念”的关联机制性回塑,窥探影响村庄治理秩序形构的内在要因,并提出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方式的对策建议。     

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果政治情绪得不到适当渠道的有效排解,将会逐渐腐蚀政治合法性,引发社会冲突和危机。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路径依赖困境,通过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从冲突到秩序:政治冲突调控机制分析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是政治的内在属性.政治冲突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强度,这为政治冲突调控机制的选择提供了路径依赖.政治冲突的调控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政治冲突的调控机制也就包括了自我调控和政府调控两大机制,它们共同推动和维持政治系统的动态稳定,实现从冲突到秩序的转换.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