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的文献考证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撰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该书针对苏诗旧注作了进行了全面的订正、补充。清代宋举、邵长蘅整理翻刻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而成的《施注苏诗》,对施顾原注常有妄删,查慎行首先针对此现象,补充了施顾注的原文,并对旧注改动引文的原文以迁就作者的现象作了批评与更正。其次,查慎行在《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的基础上,又依靠宋代及明清的文献,辑得苏轼的佚诗一百二十余首,并对互见于苏轼与他人诗集中的九十首余诗歌作了考证,论证了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苏轼的作品。《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诗话批评视野中的苏轼论

宋人诗话对苏轼予以了高度关注，在对其作诗本事的记述及诗作特征等的品评中，抓住苏诗创作取向和诗法用事着意进行了评析，对苏轼作为诗人的襟怀情性、人品气节亦有论及，这基本见出了苏轼及其诗作的内在特征，为后世进一步把握苏诗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批评养料。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新世纪以来苏轼诗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苏轼诗歌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渐趋多元化、细致化。总的来看,将苏诗与党争、地域、佛禅及接受传播等结合的文化型研究占了主要部分。对苏诗叙事性的探讨及饮食题材的关注,对苏轼唱和诗、和陶诗以及其贬谪状态下思想心态的再认识,与佛禅关系研究的深入细致化,以及包括域外传播在内的苏诗接受史研究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方面。与苏诗所创造的巨大的文化世界相比,苏诗诗学理论的建构,对作为文学家、诗人的苏轼及其日常家居、行迹细节等"小环境"的研究仍值得期待。     

论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特色——以苏诗百家注为例

宋代诗歌注释的特色之一是"以才学为注",突出体现了宋代注家"才学"的特质,"才学"除了博学多识,还要对诗歌有敏锐的感受力,对创作规律有内行的把握,有无诗才也是使注释能否尽量接近诗人原意、妥帖精到地阐释诗意的重要因素。以《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简称苏诗百家注)为例可见,"以才学为注"的阐释除了继承前代比兴说诗、注释典故的方式外,还注重对典故用法的详尽分类与分析,更注重对诗人创作原意的挖掘、对诗歌深意的探寻以及对诗句妙处的感受与捕捉。从阐释学原理来看,"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倾向能尽力保证注家与诗人的"潜在的统一"。     

探苏海之壶奥 示学人以津梁——《苏诗研究史稿》读后

与宋代其他诗人比较 ,学术界对苏诗的研究成绩是较大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年谱》及《苏轼资料汇编》暂且不说 ,有关苏轼评传及苏诗选集、苏诗研究的著作即不下 30种 ,而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论文则以千数。但是 ,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苏诗的研究作全面系统的考察 ,总结、分析与评述历代苏诗研究的丰硕成果 ,迄今仍是一个亟待拓展、深化的学术领域。王友胜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 2 0 0 0年 5月版 )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是一部具有学术开拓性的力著。《史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选题新颖、典型…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新滩在何处

《苏轼诗集》卷一有《新滩》一诗,新滩在何处? 王十朋集注引林子仁之说曰:“《水经》云: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晋太元初山崩,水逆流百余里,故谓之新崩滩。” 按:林子仁注误。其所引《水经注》文见卷三十四,此系节抄。然《水经注》所叙乃新     

“致广大而尽精微”——论王文诰的苏诗评点对苏诗本意的探索

王文诰对苏轼诗歌的评点,体现出自觉探索本意的意识。其所采用的评点方式,有旁证、内证、臆说三种,即以史证诗与以经证诗’、以诗文证诗、以诗解诗,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他之所以自觉探索苏诗本意,与清代注评苏诗的学术特点、乾嘉学派重视从经史层面治学的风气、他的敏锐洞察力和渊博学识,以及有意识地宣扬苏轼思想人格有紧密的关系。他对苏诗本意的评点虽然存在失误,但瑕不掩瑜,功劳值得重视。     

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小东坡”唐庚与苏轼同为眉州人,晚年都有过安置惠州的贬谪经历.他自青年时期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生敬慕.在文学创作上,二人的诗学渊源也有迹可循.具体表现在:唐庚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崇尚简约、精工诗学观念的激赏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再结合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开启了南宋学苏之风,无愧“小东坡”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