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周易》──马王堆帛书研究的视角

本文作者指出：从《易》学与儒学的关系来看，先秦儒学可分为人学与天人之学两个时期；孔子《易》学在楚地有多种传派，帛书《易》学为别派之一种；帛书《易》学偏重术数的倾向，应是其幸免于秦大的原因；帛书《五行》篇仁、义、礼、智、圣与帛书《周易》五行说天、地、民、神、时均与思、孟五行相合，不仅是马王堆帛书研究、而且也是把握儒学与《周易》两者关系的重要线索。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历史主动精神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逻辑理路

历史主动精神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接续奋斗史存在“强链接”的具象精神表征，具有独特的历史方位和育人作用，可遵循“逻辑起点—逻辑切入—逻辑展开—逻辑旨归”的逻辑理路探究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历史主动精神基本内涵的学理解读形成理路探究的逻辑起点；目标之维、功能之维、实质之维的强耦合性和高度契合形成理路探究的逻辑切入；涵养、传承、融入的精神价值审思形成理路探究的逻辑展开；用好思政课“主渠道”、铸牢网络教学“新场域”、站稳实践教学“重阵地”的实践方略指向理路探究的逻辑旨归。     

《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解题

《则天皇后纪》在《新唐书》本纪中第四卷,在《旧唐书》本纪中第六卷。女主临朝而立本纪,此例始于《史记》之《吕后本纪》,新、旧《唐书》均因之。惟《旧唐书》因武后已立本纪,《后妃传》中不再列入。《新唐书》以其称制后政事编作本纪,而所谓“猥亵琐事”仍立于《后妃传》内,与《旧唐书》之体有异,盖《旧书》法子长,《新书》凖孟坚也。〈班固於《高后纪》中但纪临朝八年大政,高后行事别见《外戚传》,《新书》本此〉《十七史商榷》以为,《新书》既作《武后纪》,又入之《后妃传》,“一人之身,既列本纪又为列传,进退无据,彼此两歧,反不如《旧书》专归纪者,犹差稳惬,殆因纪中不便显著其恶故邪?宋修唐史,有何嫌忌而当讳邪！”然赵翼在《陔余丛考·论新唐书改订之善》条中认为:“本     

“侮”字归部辨正

侮”字的归部在上古音研究中是个争论不体的问题,从《说文》“古文从母”及马王堆帛书通假字来看,当归之部；《诗经》中“侮”与侯部通押说明它在《诗经》时代已转入侯部。《楚辞》中从“母”之字归之部。“侮”字归部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讨论某字归部时,应综合考虑时、空因素。     

《老子》首章辨析

《老子》通行本第一章(《道可道》章)总论世界起源,但文义简古,论老者解说不一。兹就本章文义之可异议处并其道论逻辑,略陈拙见,以求教专家学者。“道可道”“名可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首二句通行本与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甲、乙本(下简称帛书本)文字基本相同。于字义有异议者唯“道名可常”四字。四字关涉道论逻辑处拟后文述及,此处讨论末道名二字。此二字论者皆以为言词文字之谓,清俞正燮更谓道特指言词,名特指文字之义。他说:     

“枫”的误传与“槭”的误订

该文经反复考证后确认：将先秦古籍及《尔雅》中的“枫”、“枫木”特指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始自晋代以来的以讹传讹；将《救荒本草》中的“槭树”作Acer palmatum Thunb.的汉名，源于近代日本人的错误考订。“枫”、“枫木”当系今之五角枫(色木)Acer mono Maxim.，“槭树”实乃今之七叶树Aesculus chinensis Bunge的误称。     

唐朝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

唐朝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陈国本《通鉴·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三载：“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载。”此“载”，犹“年”也。即今通常所谓“一年半载”之“载”。天宝三载为何改“年”曰“载”，史书没有明文记载，而教学中却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尔雅·释天》：...     

试述文言文表达假设概念的方法

试述文言文表达假设概念的方法项石炎文言文表达假设概念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靠句义表达①纵敌，患生；违天，不祥。（《肴之战》）②不出，火且尽。（《游褒禅山记》）“纵敌”，如果纵敌。“违天”，如果违背天意。“不出”，如果不出去。假设之意，不是通过任何语法...     

《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其四句教存在对应关系。不过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一方面他对《大学》有两种理解，这从他对“正心”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四句教在他那里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他平时教人所用的四句教对应于以心之未发实体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而天泉证道时确立的作为定本的四句教则对应于以心的完善状态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能调换的，因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此之外，定本四句教与《大学》诠释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它承认无善无恶代表的正心工夫可以是天分极高者的工夫入路，而不仅仅是一般人达到道德境界以后的工夫。只有理解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差别，我们才能对阳明的《大学》诠释以及四句教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     

陶渊明诗新证

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与《饮酒诗二十首》，各家的理解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前一首诗，从曲阿的地理位置看，一般认为的乃诗人赴京口任职途中经曲阿作的说法欠妥，其它说法更是难圆其说。从种种迹象及诗所表现的内容来看，此诗乃是诗人初任镇军参军时因王事而奉命之曲阿时作。而《饮酒》诗中的“一纪”，应解为12年，乃指始仕后的一纪，句指从始仕至自彭泽今还归时适一纪。而诗之作又在此后之一年，即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     

一颗世纪之交的璀璨明珠——《神曲》结构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但丁的《神曲》在结构艺术上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从情节线索来看，《神曲》接受了《奥德修纪》和《埃涅阿斯纪》的影响，巧用漫游经历，设置穿线人物，统领文本结构，但丁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以主题划分“类”来叙述故事；在框架结构上，受阿拉伯东方文化的影响，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立体结构。《神曲》还受到古希腊“三联剧”的影响，并把其与宗教观念中的“三位一体”相融合，使“三”有了神秘的意义。     

《天问》简帛释证

运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取上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释证《天问》原文及王逸章句。主要研究有：一、字义的释证，如利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郭店楚简》释证出“昆仑悬圃，其尻安在”，一句中的“尻”应作“居”讲，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作“尾闾”讲；二、文献的相互印证，如利用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有关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内容，与《天问》中的有关内容相互印证；三、文义的释证，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对“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一句的释证。     

延人的来源和迁徒

延人的来源和迁徒何光岳延人为炎帝族有逢氏之子延的后裔，居于今陕北延水一带，后来发展成为居呼衍氏，成为匈奴贵族。一、延人的来源据《路史·后纪四·炎帝纪下》说：炎帝之孙曰逢伯陵，“同吴权之妻阿缘妇胤三年，生三子，曰殳，曰鼓，曰延（《朝鲜记》）。”其后为延...     

论《周易》宇宙观的生成逻辑

《周易》宇宙观的核心范畴是阴阳，阴阳之间的相互运作产生宇宙万物。用《系辞传》的话说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么，这一生成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认为，它大致经历了四种存在形式，即交、感、化、革。1．交《周易》首《乾＊坤》二卦，《象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能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资始”是资乾以为始，表明乾还不是始；“资生”是资坤以为生、表明坤还不是生。《易纬·乾凿度》云：“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独阴不成，孤阳不生，“阴阳相合，而生成之道存…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四溟诗话》之“情景论”分析

明“后七子”谢榛《四溟诗话》的情景论，主要是在唐宋情景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谢榛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次把“情景”认定为诗歌创作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因子，认为这是作诗的根本，并且不能割裂开来。其“情景”论可解读为“景”是诗的媒介，“情”为诗的胚胎；好诗应该“情景相因”、“情景适会”。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管子》四篇”存在着明显的“实化”精神、“虚化”政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契合。本文着重辨析了“《管子》四篇”将老子之“道”往实际政治的方向引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管子》四篇”中所表现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因素,也将“《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与其他思想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