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谈《红楼梦》诸公案

《红楼梦》主题思想、宝钗和黛玉、《红楼梦》人物阵营的划分与价值判断、《红楼梦》是否“另有本事”、后四十回是续作还是原作以及《红楼梦》创作方法等论争由来已久,所有这些论争各有道理,给人以启发,又各有其局限性。《红楼梦》研究者应立自己的“论”。     

黛玉掷鶺鴒香串平议

《红楼梦》第十六回有一引人注目的情节:那是黛玉刚从扬州安葬父亲回来,一边“忙着打扫卧室,安插器具”,一边便“将些纸笔等物分送宝钗、迎春、宝玉等人”。宝玉领此厚情,当然想到了回报,便“将北静王所赠鶺鸰香串珍重取出来,转赠黛玉”。岂料黛玉说道:“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并“掷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 对这一情节,人们历来都极为重视,多有论述。如陈昭先生在《略论〈红楼梦〉里对皇权的态度》     

曲径通幽处——也谈宝玉出家

从《红楼梦》前八十回伏脉千里的性格暗示,后四十回形象塑造的最终完成,以及宝玉宝钗唇枪舌剑的思想交锋三个方面论述了贾宝玉的最终归宿是“出家当了和尚”,而不是所谓的早期民主主义者的“出走”。     

二尤形象的悲剧性特质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女性的悲剧世界，“二尤”作为众多悲剧人物形象的缩影，除了具备这些悲剧女性的共同品质外，还具有很多这些女性没有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出身的不洁和她们自身悲剧对宝玉和黛玉爱情悲剧所起的作用，正是她们区别于其他《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标志。     

从宝玉黛玉宝钗的出场管窥三人在《红楼梦》中的意义及相互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的出场,阐释了他们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其在全书中的意义,指出了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真正体现了《红楼梦》的两重悲剧:社会性的残缺和灵性的毁灭,集中表现于宝玉的人生悲剧并投影于宝钗和黛玉人生的悲剧。     

漫谈代词的修辞作用

本文不是系统、全面研究代词修辞作用的文章,只是想把平时阅读中记下来的零碎材料写在下面,略加分析,目的在于引起对“代词的修辞作用”的重视。 《红楼梦》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袭人、宝钗、黛玉三人先后去看他,在安慰、规劝宝玉时,她们各自从自己的身份、地位、同宝玉的亲疏关系出发,选用了不同的代词,细细     

《红楼梦》拾零

“柱凝眉”与“终身误”及其它《红楼梦曲》有一支“枉凝眉”。注家说是讲黛玉的,“阆苑仙花”即指黛玉,“美玉无瑕”指宝玉。我有不同看法:这支曲子是合写钗黛。“阆苑仙花”是宝钗。63回怡红开夜宴占花名儿,宝钗掣得牡丹,签上题道:“艳冠群芳”。李白曾把牡丹和杨妃相     

从冯小青到林黛玉——论冯小青形象对林黛玉形象塑造的影响

冯小青其人其事在明末清初流传甚广,因而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才高,其命舛,其情痴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多有显现,而以《红楼梦》中林黛玉为典型。     

于无声处听惊雷——试析晴雯形象及其意义

《红楼梦》产生于“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恩格斯:《波斯与中国》)的清王朝“乾隆盛世”。所谓“盛世”,只不过是这个逼近死亡的封建社会在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透过“回光”照出贾府这个末世缩影来,在这缩影里又典型地再现了大观园这聚集冲突的旋涡,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刻划了富于反抗精神的不屈女奴们,塑造了“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典型形象。晴雯这个形象,在作品的矛盾冲突中,所居的地位不及宝玉和黛玉,然而,她的反抗所立足的阶级地位和本质意义,却高于他们,超过了他们。在“河清海晏”所掩盖着     

《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影像时代的“语—图”叙事及其审美指向

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传统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影像时代的到来使得两者的关系渐趋复杂, 影像时代图像叙事凌驾于语言叙事之上仿佛成为一种共识, 由之引发的情绪化判断不绝于耳。图像兴盛的视觉迷相和语胜于图的传统观念造成了一系列误读, 然而由于图像叙事自身表意的局限, 特别是其自身叙事的不完整性, 叙事形式的浅表化与泛化倾向, 以及由之带来的钝化的接受模式和惰性的接受意识, 使得图像叙事不可能取语言叙事而代之。影像时代语言叙事、图像叙事乃至声音叙事之间的弥合和互补将成为常态, 而语言叙事和图像叙事之间二元对立状态的消解和互融的一体化趋势才是影像时代语图关系的真正选择。     

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对斯芬克斯式神象“编图”的破译

斯芬克斯之像，也就是人兽神神象，是原人迈向文明、走向自我途中留下的一个划时代符号，也是让今人百思不解的一个谜符。根据神象建构的规律，以及神象“三像”与人类自我意识“三我”的对应演进规律，可对斯芬克斯式神象，也就是人兽神神象的“编图”密码进行解译，得出的结论是：斯芬克斯式神象是人类自我意识“混我”的自画像，该神象的两种基本形式：“兽身＋人首”与“人首＋兽身”蕴藏“混我”内部演进的早晚两个状态。     

“跨媒介”视野下的电影叙事二题

摘要： 从“跨媒介”的理论视野看,电影叙事已不再是单纯的、严格的、传统的银幕影像叙事,而是包容横跨了电视电影——荧屏影像、手机电影（包括电脑网络电影）——显示屏影像等多种媒体介质的影像叙事。银幕影像、荧屏影像与显示屏影像三种影像形态各自具有的媒介特征与不同的叙事偏重,表明着电影叙事载体的流变和电影叙事格局的分化,意味着当下的电影叙事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单纯走向复杂,正渐次形成多种叙事形态共存的发展态势和多层次竞争互补的文化格局。     

“赤壁”赋图的文本书写及其意义

在中国辞赋史与绘画史上,由苏轼创作的前、后《赤壁赋》占驻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辞赋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拟效作品,而且是历史图绘赋文作品数之最。“赤壁”作为赋与图的“母题”,其摹仿作品的图像与语象又呈现出相异与相同,这决定于读赋与读图有着不同的视角,因为图像对语象再现的共同点在物象的展示,其不同又在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其中作者的选择与需要,自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聚焦点。从绘画史来看,这标志了文人画与山水画的成熟,从辞赋史来看,又表现出文人赋由写物到写意的变迁,其间的趋同性,正是“赤壁”赋图凸显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赋作与画作对“赤壁”情境的追摹与创造,又可于中探寻赋与图的异同及其书写意义。     

关于"DV时代"的思考

DV的问世不仅降低了影像制作成本,也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便利,为影像话语权的下移提供了基础性条件.DV使专业影像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和自由度,把"新浪潮"倡导的"作者电影"变成了真正的全球化的现实.DV的普及,将打破影像领域的贵族化传统,重新确立其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DV改变了原有的影像格局,使影像文化呈现出多种色彩交相辉映的态势,而"民间影像"往往"从最低的地方开始拍摄",普遍表现出对身边熟悉题材的关注.DV不仅带来了影像制作者、作品内容和传播途径的重大变化,也适应并进一步促成了影像受众的细分.由于数字视频设备的出现,胶片电影非实时的、单向传播的方式已被推进到了实时的、双向互动交流的方式.在经济多样化、政治民主化、教育大众化、艺术通俗化的时代大潮中,影像艺术的平民化也是历史的必然.     

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唐人慕道与"桃源"意象之仙化

陶渊明构建了中国本土大同理想的社会蓝图——"桃花源"。后世对其含义的理解主要有二:一是现实的人间乐园,二是憧憬的理想社会。唐代这一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人笔下的"桃源"大多已成神仙居所。唐代道教大盛,帝王迷信神仙方药,文士崇迷域外仙界,民间则流行祈福攘灾的仙道法术。在此社会氛围和文化背景之下,唐代文士的意识深受影响,崇道是"桃源"意象仙化的主要动因。     

"意象"辨析

“意象”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涵义丰富的重要概念。但也正因为其涵义丰富,人们对它的使用和理解极为混乱,以致“意象”的涵义变得更复杂、模糊、或宽泛、笼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概念梳理、廓清。“意象”有作为心理学、创作论、作品论等几种范畴的涵义,“意象”可作为与典型、意境相并列的一种形象,即哲理性的象征形象。     

地土之象:"天人合一"的本体图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新探

在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 ,由于“天人合一”概念 ,使其对古代文化的诠释生出了许多的轻率与迷茫。笔者试图从中国远古文化产生的原始意象入手 ,重新清理中国文化的本体图景 :中国文化的原生意象是“地土之象”。在这一本体图景指涉下 ,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地土观”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大地精神”。而“天人合一”观念是后世宗法观念向王权专制思想演化过程中对“地土之象”本体图景的一种虚拟、比附、幻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精神构架中 ,“地土之象”是其本体图景 ,“天人理想”是其表现形态 ,“血缘亲情”是使二者相互通达的内在纽带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