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云笈七籖》心性思想——以“性”、“心”、“神”、“情”为中心

《云笈七籖》成书于北宋真宗年间,其中丰富的心性思想能够呈现此前道教心性学发展的概貌.道教心性学主要涉及性、心、神、情等范畴,与道家思想关联甚密,同时也得益于儒家与佛教心性理论的影响,并反过来深刻影响了儒家与佛教思想的发展.总的来说,道教心性学的发展成熟是伴随瓦解“道”的外在至上性与张扬“心”的自主性之过程逐步实现的.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释疑《周易》之“贞”

＂贞＂在《周易》中受到的误解很深,通过对《周易》各相关卦例系统地分析,＂贞,正也＂,对女性则引申为＂从一而终＂的传统理解只是儒家的看法,并不合原意。《周易》不仅允许女子改嫁,甚至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妇士夫＂婚配现象也不反对。其实《周易》并不反对女性应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并视具体情况该坚定时就坚定。释＂贞＂为＂定＂,引申为＂坚定、坚持＂更符合《周易》主旨。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诚之”至“诚”：朱熹“中和”思想探微

＂中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部分。然在过去关于＂中和＂思想的研究中,多为关注＂中和＂本身的横截面剖析,而缺乏从纵向角度对＂中和＂思想的实质内涵与意义结构进行深描。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从＂心统性情＂的角度出发辨析厘清了本体论与功夫论的理论位置,进而指出了＂中和＂思想的意义结构在于人由＂诚之＂至＂诚＂的自我完善过程。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

运用跨语际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严译八大名著之一的《群学肄言》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严复译《群学肄言》译文中包含大量严氏自己的思想,译者不仅传达了斯宾塞原作中所固有的西方思想,同时通过有意识地选用特定的语汇,将中国儒家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荀子有关"群"的思想和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反映出严复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希望从源头上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真诚愿望。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熹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基础。     

试论王逸楚辞学的文论价值

王逸的《楚辞章句》奠定了他在楚辞学的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地位。《楚辞章句》采用＂依经立义＂的阐释方式,＂知人论世＂的创作方法和大小序的诠释形式,并开辟＂诗抒情＂的文论传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为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作出贡献。     

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

《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首章,是为艺术本体论,《原道》即从根本上阐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原道＂,源于道,本乎道也。犹言《文心雕龙》之源在于＂道＂。所以,＂道＂是理解《原道》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讲的＂道＂与＂道＂之间有同有异。就《原道》而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在根本上取自《易传》,即＂《易传》的思想是《文心雕龙》的精魂＂。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礼学思想展现出它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一面,本文拟从礼之源、作用、礼治理论等方面对礼学思想进行分析。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学》《庸》工夫论概观

儒学的根本在工夫.《学》《庸》工夫论从主张修身之必要到一切人皆以修身为本的变化,说明工夫既是道德也是政治伦理的内容.诚之既包括主体对善的自觉,也包括明善之后诚身的实践;诚意虽内在地包含着慎独和毋自欺,但它还不仅包括传统儒家理解的意向的真切不妄,而且包括往往被忽略的意识的真实可靠.中庸之道和大学之道虽各有自己的结构和内容,而它们本质上仍是以近道为工夫论的基本特点.三纲领八条目作为无穷尽的工夫过程是“近道”思想的根据.近道思想是儒者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表现.     

早期道家的“德性论”和“人情论”——从老子到庄子和黄老

在东周子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大传统中,说到人性问题,我们想到的往往总是儒家,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需要加以调整了。且不说在佛学世界中有一个复杂的＂佛性论＂①,就是在道家、道教的思想世界中,＂人性＂（可称为＂德性＂、＂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视域,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跟儒学、佛学有所不同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开始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者们注意的原因,其中围绕庄子的人性论以及特征、围绕唐代以来道教的＂心性论＂而展开的讨论相对多一些②。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早期道家＂德性＂和＂人情＂观念的演变和变异,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早期道家思想史中＂德＂、＂自然＂、＂天＂和＂人情＂等几个概念,看一看这几个观念在同其他观念的紧密关联中,是如何从《老子》开始并向《庄子》和黄老学的不同方向演变的。这样做,当然是首先设定了《老子》（包括简本）是处在这一演变链条的开端,而《庄子》和黄老学都是之后的产物。从《老子》之后,道家思想以放射状分化而形成的多种谱系和儒家一样是十分复杂的,虽然东周晚期的思想家没有对道家分化出多少种支流做出概括。受思想内部自我扩展的驱动,加上同其他学派的竞争和社会激烈变化的刺激,《老子》的一些概念在之后变得十分多样和丰富,这在有关人类本性及存在方式的＂德＂、＂自然＂和＂天＂等概念上看也同样如此。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