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顾宏《杜诗注解》辨正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顾宏《杜诗注解》十二卷,实应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五律注解部分。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文献中,还存在著者、书名、卷数、排列次序等方面失误,因此,在使用和征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目录信息时需要详加辨正。     

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来源新探

张綖在词体创作的体悟以及编撰《诗余图谱》的词学实践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区分词体风格的不同,并最终在《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了影响古今的"婉约—豪放"二体说,但"二体说"并非源自张綖评点《草堂诗余别录》时提出的"精工—豪放"之说,而恰恰相反,"精工—豪放"之说是对"婉约—豪放"二体说的进一步阐释。     

略论张綖及其《诗余图谱》

<正> 明张綖的《诗余图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词谱,在词论、词律的研究方面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然而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词学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由于论词分婉约与豪放之争,方才涉及到该书,但也未见有专文探讨。今不揣浅陋,略述张綖生平及其《诗余图谱》,以就教于读者。一张綖,字世文,自号南湖居士,江苏高邮人。他是明代中叶的词人、藏书家。从小聪敏,七岁读书,能口占为诗。十三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     

杜诗在明代的评点与集解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方式是评点和集解,两种方法贯穿于整个明代。明代对杜诗的评点主要有杨慎、徐渭、郑善夫、郭正域、郝敬等人,采取眉批、行批等形式,评语要言不烦,多贬抑性文字,表达了明人对杜诗的看法。明人对杜诗的集解在类型上分为杜诗全集笺注、杜诗选本赏评、杜诗研究专著三种,以单复《读杜诗愚得》、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胡震亨《杜诗通》、王嗣奭《杜臆》、唐元竑《杜诗捃》等为代表,是明人选杜、评杜、学杜的主要形式。明代对杜诗的评点和集解,与明代特定的时代环境、文艺思潮、批评标准密切相关。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留下了不少失误,总结这些成绩和失误,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杜诗学不无意义。     

“白日”与“白首”孰好?

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颈联“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中的“自首”,中学课本作“白日”,这自然是有所本的,它来自《杜工部集》。此外,宋人一些版本如《黄氏千家注杜工部诗补遗》、《杜工部集记》、《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也作“白日”。但是另一些版本如清人仇兆螯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新解》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     

关于黄山谷学杜的历史争议及重新认识

杜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典范确立于宋代。而在这一典范的确立过程中,黄山谷学杜和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在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这一问题上,历代学者争议颇多,至今未有定论。文章在详细考察历代学者有关论点的基础上指出,面对唐诗这样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宋人必须对诗歌创作的题材、写作方式等进行变革,这才符合中国诗歌发展递嬗的规律。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对黄山谷学杜的功绩予以确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黄庭坚是诗歌史上学杜得其精髓的重要诗人之一。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清初毛彰及其《闇斋和杜诗》考论

新发现毛彰《闇斋和杜诗》三卷,结合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毛彰之诗,使我们对其生平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据此认定毛彰是清代甬上的第一代诗人,其创作诗歌已入康熙朝,是清初甬上致力于学杜的代表诗人。毛彰的学杜诗歌,标志着甬上诗坛学杜趣尚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唐风的延续,而与清初的宗宋派诗风大异其趣。     

潮汕先贤唐伯元集杜诗探析

唐伯元的集杜诗,生动记录了晚明文化历史背景下一个士大夫的复杂情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透视其集杜诗的文化心理,有忧患意识上的认同,有诗学思想上的自觉选择,也有明代复古诗学风潮的濡染,同时也是晚明理学家的一种落寞情怀使然。唐伯元的集杜诗,是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在诗歌校勘上,也具有参考意义。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头白遗民不胜悲，日暮伤心作殿军——论张炎词的艺术特色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他转益多师,集婉约词风之大成,又吸收了豪放词风的劲健,成为宋词三百年发展的殿军.其词的艺术特色为字锻句炼、风流疏快;格调高雅、深婉蕴藉;清空峭拔、气象壮阔.张炎继姜夔之后,标举清空,为词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丰富了诗词苑囿,对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浅析杜甫《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论诗的一组绝句,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开创了我国诗论体系中以诗论诗的形式先河,具有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戏为六绝句》的具体分析,充分肯定了杜甫对庾信等的正确评价,最后指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是杜甫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杨升庵杜诗观的时代诠释

处于历史长河中的明代诗人 ,置身诗学传统 ,亦须对前代诗人做出评价 ,而其中杜诗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本文以杨慎的杜诗观为视点 ,考察杨慎与李梦阳在诗学主张上的差异 ,并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