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的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二)

万物互联时代,数据被认为是与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并重的第七大生产要素。当前,多样化的商业实践创新对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正在突破经济学在传统意义上对数据及其价值的限定,然而,理论上对此还缺乏相应的概念凝练和探讨。本文从企业与消费者价值共创角度提出大数据合作资产的概念,并探讨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和适应性创新的数字经济创新逻辑。研究表明:大数据合作资产是一种互动性资源,是企业与消费者在数字化服务交互中成为能够被另一方所拥有和利用并能创造当前或未来经济收益的数字化资产;单纯拥有异质资源不一定会形成合作资产,只有当异质化资源被有效整合、且被使用于企业与消费者服务交换中,才能体现为行动者创造收益的价值潜力;协同演化促进了企业与消费者对彼此的适应性调整,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激发以即时调整、即时反馈和难以预测为特征的适应性创新,进而促进了数字经济创新。     

数据资产证券化探索的法律困境与解决路径

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盘活数据资产价值、促进数据资产运用是当前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全面建设数字中国的主要目标。由于数据价值实现进程中受到资金与技术投入的制约,数据潜能释放面临瓶颈。在此背景下,数据资产证券化作为数据资产与证券融资结合的创新业态,能够为企业激活数据资产价值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所以,一经提出便备受关注并持续传递新动向。目前,这一证券新模式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必要基于数据资源化到数据资产化再至数据资本化的三重价值演进形态,释明其价值实现的内在理路,即是历经初始生成数据资源到加工获取数据资产再到实现数据资产证券化的动态实践,体现了数据要素价值增值的“变现”之路。在此动态进程中,数据要素的独特属性使得数据资产证券化区别于传统资产证券化,呈现出与新兴科技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深度联系,其技术原生特性有助于促进证券全流程的数字化重塑。通过检视当前“数据+资本”双要素耦合的证券新模式发展现状,发现数据资产证券化探索存在产权规范不明、交易机制缺失、监督管理失配等诸多问题,成为激活数据资产价值的掣肘因素。鉴于此,立足兼顾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二元目标,应从法律与技术协...     

数字政府视域下政务数据开放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作为“第五生产要素”的数据在建设数字政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数据安全法》也设专章对政务数据开放进行了规定,但从政务数据开放的实践来看,“信息孤岛”“数据烟囱”问题严重,政务数据权属模糊、开放准备度不足、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缺乏、开放到利用的转化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务数据的深度开放和利用。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研究政务数据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政务数据开放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可进一步完善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完善应当在法治轨道上从数据开放的规范供给、主体责任、监管治理以及安全保护等方面科学、有序地推进。     

论我国数字资产通证化的发展路径

通证对数字资产的改造是全方位的，透过基础资产的通证化，真实世界中的原生资产得以“孪生”为数字化的区块链通证，同时借助通证类数字资产的发行，通证化的数字资产得以实现在分布式分类账平台上的自由流转。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种类，数字资产的通证化推动了数据的生产要素化进程，破解了数字资产全球化融通的技术瓶颈，优化了数字资产价值增值的分配格局，进而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普惠式金融生态系统，因而具有明显的制度性优势。目前，数字资产的通证化尚处于探索阶段，广阔的发展前景之下面临着数字资产的通证化偏离了普惠金融的初衷导致数字经济体系内的分配不公以及必要监管措施的缺位导致数字资产的通证应用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隐忧。因而，在我国未来的产业布局中，数字资产的通证化应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导入法治的发展轨道，恢复其改善中小企融资能力的功能，恪守其助力普惠金融生态构建的定位。     

数据生产要素的结合机制——互补性资产视角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备受关注,但目前对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机制缺乏明确的解释。本文从互补性资产理论出发,分别探讨数据与技术、资本、劳动生产要素的结合机制。研究表明:在与技术要素的结合上,数据要素的加入能够帮助创新企业更有效地使用互补性资产,从而产生技术创新;在与资本要素的结合上,数据要素的加入降低了企业获取作为生产资源和营销资源的互补性资产的成本,从而产生成本创新;在与劳动要素的结合上,数据要素能够从产品设计和生产方面提升互补性资产的生成效率,从而产生流程创新。最终,数据要素在与核心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下,极大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创新与发展。     

数字政务文化的内涵、功能与构建

数字政务文化是数字政务整体建设版图中的关键一块,补齐数字政务文化短板将为数字政务接续发展注入核心动力。数字政务文化属于行政文化的一部分,是行政文化的新分支,具有影响的持续性、作用的隐蔽性、对象的多元性等特征。数字政务文化在数字政务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导向、观念变革、行为规范等功能。要从物质根基、思想引领、理念支撑、环境生态、制度保障等方面推进数字政务文化构建。     

区块链赋能营商政务环境建设的价值阐释与实现进路

区块链作为数字时代的底层支撑和关键技术，不仅能为营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营商治理上也有助于推动信任模式与管理机制的重构与优化。在区块链赋能的技术诠释与功能识别基础上，从区块链多中心属性促进营商政务环境的秩序重构、共享属性促进营商政务环境的理性进化、信用属性实现营商政务环境的法治规范以及数据整合属性推动营商政务环境的治理协同等四个方面，阐释和梳理区块链在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先导性价值，明确区块链在营商政务环境中的场景建构逻辑，即内外协调一致的底层逻辑、资源利用的效率逻辑和风险控制的监管逻辑。从理念与实践的双重角度出发，提出达成跨层级的区块链共识性意见、建立多元参与的区块链合作治理机制、加快区块链技术标准化建设的速率演进、释放区块链赋能相关制度体系的创新供给等区块链赋能营商政务环境的可行进路，以期推动政府角色和职能在营商政务环境中的转变，促进营商治理结构扁平化改革，提升营商政务服务效率。     

“数据-决策一体化”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效应研究

数字政府治理需要实现数据能力向治理能力的转化,这一转化严重依赖组织变革,“数据-决策一体化”是我国地方政府数字政府治理的创新举措。以成都市数字政府治理实践为案例对象、以技术执行框架理论为案例分析框架展开案例研究。研究显示,成都市数字政府治理以“数据-决策一体化”为特点,促进技术价值转化,进而带来治理生态的良性改变。还以成都市为例,分析了数据服务于治理的逻辑链条,认为应从“数据服务于治理决策”和“数据服务于政务服务”双向进路推动数据能力向治理能力的转化。最后提出“数据-决策一体化”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基础上的进化,有助于深化社会信任、协调行动者行为,并促成治理参与新动力形成,但也存在碎片化回应、机械性治理等潜在风险。     

数字政府背景下政务服务共建共治共享影响机制研究

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就是要实现政民平等对话、互动的政务服务价值共创。服务创新作为加速实现服务价值共创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会显著影响政务服务共建共治共享。本研究基于河北省的问卷调查，使用AMOS24软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政务建设、线上线下兼容显著正向影响政务服务创新绩效，官僚型文化显著负向影响政务服务创新绩效，同时创新绩效在数字政务、线上线下兼容和官僚型文化对共建共治共享政务服务的显著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与挑战

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在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创新政务服务模式,优化办事流程、规范政府的权利,提高政务质量;但是,当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在思想意识、专业技术以及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挑战。因此,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航运大数据管理及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大数据管理是当前港口航运业关注的热点之一,对航运大数据的有效分析和利用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和功能性国企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航运大数据管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大数据人才储备不足、数据安全监管规则缺失、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困难和政策约束影响数据共享等诸多难点。大数据管理可以依托云计算平台提供基础硬件设施,通过建设完善的数据治理构架,针对不同数据使用场景进行分区域管理,建立开放共享的大数据生态体系。航运大数据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中,可以通过构建客观精准的大数据航运指数快速反映行业变化,使用动态监控集装箱堆场数据实现箱管智能调度,对进出口企业征信以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实时监控报关数据以降低风险损失。     

基于网格的数字图书馆分布式资源存储模型分析

基于网格的资源存储采用存储虚拟化、简化存储管理等模式,具有高可用性、可管理性、可扩充性和高安全性等优势。能全面有效地解决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存储问题。同时,为了构建数字图书馆分布式资源网格存储应用模型,提出了存储空间管理、元数据目录服务、副本管理、备份管理等功能模块设计。     

大数据驱动的透明政府建设——媒介选择与政民互动重构

透明政府是公众对政府行政过程与结果充分知情的状态,它是政民有效互动与沟通的结果。大数据被视为透明政府建设的利器,然而如何利用大数据建设透明政府未有定论。以具有大数据特征的政府内部逐渐形成的行政大数据资源为透明媒介选择切入点,以透明媒介选择、生产、公开和利用为政民互动框架,分析政府和公众如何利用大数据实现高质量透明政府构建。研究表明:选择行政大数据资源作为透明媒介可显著提升透明政府的深度、广度、时效性和公众参与积极性,是大数据时代透明政府建设的理想媒介。而实现行政大数据的巨大透明价值需将大数据的思维、资源和技术嵌入政府侧重构行政记录的生产与公开机制,并吸纳公众积极参与大数据的利用,进而实现以大数据为中心、政民有效互动与合作的透明政府治理新路径。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思考

主要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认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对象是企业国有净资产,不是企业总资产,也不是国家资本金;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评估测定只能以企业国有净资产的实际价值变动作为标准和依据;构成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大威胁的因素是企业国有资产营运效益低下;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益。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生产型出口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问题与对策——来自四川省的调查与实证分析

目前四川省生产型出口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上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知识产权能力尚处于低端,难以有效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未能整合到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知识产权风险;中介机构服务层次较低,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分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成本高。鉴于此,企业需要加强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建设,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善于组合各种知识产权工具;同时,需要整合政府公共资源,提升中介服务层次,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法制保障及其启示

政府绩效信息资源公开与公共获取权利的有效保障,是监督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行为、推进行政民主与法治建设、实现公共责任的关键。受信息自由传统和政治责任理念的影响,西方国家在绩效信息公众获取权利保障、绩效信息资源深度共享、绩效信息资源开发市场化等法制保障建设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为营造和谐有序的公共秩序,应顺应政府信息公开的趋势,从而提高政府绩效信息公开程度、健全绩效信息获取机制、充分利用绩效信息资源等方面,不断夯实政府绩效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法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