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本期主题“神话观的变革＂,《新世纪神话观的变革与神话研究新趋势——中国神话学会前沿对话》文章中,叶舒宪与廖明君探讨如何让神话研究重新整合和沟通文史哲与宗教、政治、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谭佳《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从晚清由西学传入中国的“神话”与中国“天”之内涵的错位,造成了中国神话学从属于文学研究的尴尬境地,并致力于中国神话学何以能更贴近本土文化实质的思考。安妮萨·卡萨姆、杰梅楚·梅格萨著、唐启翠译的《铁和珠子：男性与女性的象征符号——一项关于博尔兰奥罗莫人饰品的研究》尝试在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中来探索和展示“物的意义”,是人类学研究“物的民族志”的典范之作。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晚明士大夫歌妓词的新变及其心学意蕴

晚明士大夫歌妓词是程朱理学禁欲思想消融之后的产物。晚明士人对歌妓的爱赏,就歌妓之美而言,没有停留在肉欲层面,而是上升到审美层面,以"态"与"韵"来观照歌妓;就歌妓之艺而言,除了歌舞技艺,更推重其诗词书画等文艺才能;就两性之间情感而言,大多能去除逢场作戏之虚情,而以真切、诚挚、深厚见长。晚明士大夫歌妓词的这种新变,与阳明心学"求乐自适""好色之诚"等观念流播中的变异及社会风尚的推动密切相关。     

诗歌与宗教: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典故新诠

天学诗是指以传教士和西方宗教文化为题材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士人在政治和文化危机下感知西学和天主教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融合了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想象。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的诗人们以用典为主要修辞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先秦诸子语典、寓言故事、上古神话和名人事典,将对古代圣贤治世的追思、对当时混乱时局的痛心和对传教士的赞赏融入诗中;天学诗用典是晚明文学复古倾向的表征,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又受到了诗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湘军集团与晚清政治思潮

湘军集团主导了晚清政治思潮,主要表现在:晚清社会的变局观、洋务思潮、西学之引介以及早期维新思想。     

程朱理学禁欲观念对晚明戏曲的影响

晚明时期,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影响明显减弱,其禁欲观念的束缚虽不如明初严酷,但其余响依然不绝,对此一时段情爱剧之的创作、批评及传播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晚明“世说体”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中晚明随何良俊《何氏语林》对其的模仿与研究过程中逐渐受到士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万历朝兴起了一股模仿《世说新语》进行创作的热潮。这些“世说体”文言小说体现了复古与革新、收罗广博与关注现实等特点，这与晚明政治黑暗，思想界反程朱理学的个性解放思潮及文人固有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关系。     

晚明理学视域下的冯从吾文道观研究——以“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为中心

晚明是理学与文学的共同转折期,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少数学者对此虽已有所揭橥,但仍未引起重视。要全面厘清二者关系,首先必须对晚明理学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进行研究。冯从吾作为晚明理学大家,其文道观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总体上围绕“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展开,在以否定文学为主的同时,又对文学高度关注,呈现出对文学警觉的...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神话”、“历史”的联袂与分裂——以1902年为起点

1902年前后,国人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史学著作,对文明和历史的理解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神话学与历史学同源联袂而生。此时,神话一词并没经过太多的本土过滤和反思,没有可能去面对语力怪神现象,更没有机会去统摄中国本土的神圣叙事。此后,受西学范式影响,神话学与历史学分裂,遂成为被史学家排斥、被文学家接纳的民间文学内容。基于反思传统与反思现代的双向动力,当下亟需重新面对中国神话与历史,将之作为进入本土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重要门径,以此引导对中国文化做追本溯源式的全盘理解,对中国历史叙事和现代神话学做批判性整合思考。     

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尽管重视道德内省,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基于此种理念,他们在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士人领乡民、兴实业,以理学治湘军、办洋务,试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经世实践。最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是并不能真正挽救传统名教文化的危机。     

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变迁与“文学”学科的建立

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学术分科观念逐渐分化,西方学科观念开始成为知识界对学术进行分类的基本准则.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类体系中“文学”概念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方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科,较早出现在晚清开明士人对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介绍当中,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宋恕、王韬等人均有相关论述.然而其时输入的西学以器物、技术及政制为主,“文学”并不受人重视;“文学”作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支,首先出现在京师大学堂.《奏定学堂章程》尽管将“经学”与“文学”并立,但其七科分学的理念,反映出“文学”作为独立分科已基本形成;民国成立以后,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文学”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