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女性主义法学述评

文化女性主义法学以＂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人＂为其理论预设。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强调了女性特征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论证了法律制度给予女性特殊保护的必要性。这些独特的观点的最直接理论依据来自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文化女性主义法学将其具体运用于对各种法律制度的分析之中。该学派值得认真关注和研究,因为该学派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解构了现代法学的理论根基,并提出了解构之后的建构之路。     

启蒙与启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及其法律思想述评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其他各派女性主义的起点。在法律上他们主要主张在现存体制内部争取男女的平等权利,这有力地推动了女性在教育、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的获得。尽管其法律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理论局限,但对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无疑起到启蒙作用,并为整个女性主义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反家庭暴力立法的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分析是女性主义法学解构传统法律制度及建构性别公正法律制度的有力分析工具,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国的反家庭暴力立法,将发现直接或间接歧视女性的法律规定。我国在制定家庭暴力防治立法时,应纳入社会性别的视角。     

关于法律实证与社会实证的双重立场分析——以我国农村土地立法为例

法律实证（分析法学派）和社会实证（法社会学派）是西方法学界倡导的分析法学问题的两大基本路径。我国法学者对诸多法学问题的分析，往往只择其一而用之，其结果因研究路径的缺漏，导致法学理论研究或立法的不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立法应采用法律实证和社会实证相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方能既参考国外成功的立法和理论，又照顾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女性主义法学视角下的代孕规则检讨

代孕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我国现有的语境下,代孕并不为立法允许.表面上看,禁止代孕是出于维护女性利益考虑,但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存在着性别差异,因而禁止代孕从本质而言是性别偏见的产物,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还使不孕女性和代孕女性的权益裸露在立法的保护范围之外,间接上也造成了地下代孕市场的畸形繁荣.在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和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禁止代孕无疑与主流发展趋势相违背,其使女性遭受不可预料的伤害.因此,立法者必须立足于实际情况,以女性主义法学为视角,对禁止代孕的规定进行重新审视,并从女性利益立场出发,在性别平等理论的指导下重构代孕的规则体系,具体而言,应在允许妊娠型代孕的同时禁止基因型代孕与捐胚型代孕.     

从书斋的冥想中出走——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浅述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可以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广阔领域中,是发展法学理论和法学研究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途径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社会、文化之间关联性的桥梁。这一方法至少可以运用于法治基础和现实的认识、立法前的历史与现实基础调查、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等的研究中。文章对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具体操作问题、方法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

对立法问题进行方法论的反思,不仅是对目前学术研究的补充,同时也是法学方法论的前提性问题.以政治意志形式出现的价值预设如何向法律形式转化,是立法方法论中的基础问题,因而也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创制的方法,其中包含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在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前提下,运用商谈原则和普遍化原则,将价值整合为共识进而作为立法的价值预设;将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统一到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之下,这既是对价值共识进行实践设计,同时也为立法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统一于通过主体问对话而达成共识的商谈理论之中,并通过立法民主程序得以体现.     

关于法律实证与社会实证的双重立场分析——以我国农村土地立法为例

法律实证(分析法学派)和社会实证(法社会学派)是西方法学界倡导的分析法学问题的两大基本路径.我国法学者对诸多法学问题的分析,往往只择其一而用之,其结果因研究路径的缺漏,导致法学理论研究或立法的不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立法应采用法律实证和社会实证相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方能既参考国外成功的立法和理论,又照顾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法人人格权确立的法律背景分析

私法层面上的人格权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人格权概念是以自然人人格为雏形发展起来的。法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自其取得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以来,就在为争取法律人格的权利保护而进行不懈努力。从法人人格到法人人格权,两者在民事立法中并不同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是基于立法政策判断、理论论证和法律技术运用三个方面的法律背景。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突破了长期以来人格权只能由自然人独享的理论。     

借鉴无因管理制度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作为生态补偿对象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者,在牺牲眼前可利用的资源及丧失未来发展机会而进行生态保护的行为,是一种无因管理行为。无因管理制度对于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通过借鉴无因管理制度,可以明确生态补偿的标准和原则,同时,将生态补偿主体纳入到无因管理之债中,解决了生态补偿立法上的法律救济问题,这也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法学依据,从而使生态补偿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中国女性主义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而作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女性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到建国以来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源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自身的缺陷;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以对中国家庭、性别状况的调查提出这一问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贡献,从而证明,当前中国女性主义问题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值得全社会重视的方面。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探析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际的。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     

顾培东司法学说述评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界关于司法制度的研究也不断发展。在此背景下,顾培东基于其法哲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与诉讼法学的学术背景,对我国司法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具体研究,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司法学说体系。顾培东的司法学说以法治自主型进路为顶层设计,进而衍生出司法公正学说、司法开放性学说和司法改革学说。其司法学说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对于我国司法改革与法治建设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可能及限度

女性主义在1990年代作为一种先进的西方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出现了问题,即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生搬硬套和简单的“拿来”、“拼贴”。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试图构建起建立在中国本土经验基础上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即将西方的女性话语资源与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中西方的女性主义需要开放式的对话,中国的女性主义要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对接、整合和再创造。     

女性主义研究视角下的家庭暴力问题分析

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观在不断的实践中开始部分的凸现和引领潮流的态势,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认识和判断社会问题的新视角。由此从女性主义研究的五个基本假设入手,并结合女性主义研究家庭暴力的相关现状,具体阐释女性主义研究介入社会问题分析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区别于一般研究的特殊性。     

家庭暴力中女性以暴制暴的犯罪成因

现代社会,家庭暴力逐渐成为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控制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自身原因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而"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暴力周期和后天无助理论,是一种以消极沉默的形式对家暴的"自救";女权意识高涨与丈夫的认识不同步而导致的家庭矛盾凸显也成为以暴制暴的原因。因此,控制家庭暴力,需要在制定社会求助政策时将家庭暴力因素予以考虑,才能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反家暴的社会控制网络。     

纯粹法学视野下中国法理学的路径

法学是否是科学及法学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历来存在很大争议,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关乎中国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转型,关乎中国法理学与部门法、法律实务的良性互动。当前中国的多数法理学者,很少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法本质、法价值的研究上,忽视了法本身的研究。通过分析法理学的科学属性及科学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试图论证当代中国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