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肇启——基于湖南大学讲义《法理学大纲》的考察

李达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巨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奠基人。李达于湖南大学任教时所著讲义《法理学大纲》是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著作,首次用科学的世界观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法理学体系。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法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探索了现实路径。《法理学大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对法理学哲学派、自然派、分析学派、历史学派、比较学派、社会学派等其他学派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李达之前,法理学研究虽初具规模,但多为舶来品的翻译介绍,《法理学大纲》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现实,体现了法理学研究本土化的趋势,彰显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与理论自觉。     

我国法理学教学内容的反思与重构

法学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法理学研究的是各种法律现象中带有的普遍性、根本性问题,它既关注法的共同性和一般性,又是一门自洽、独立的学科。中国目前的法理学教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也存在内容庞杂、体系混乱等问题。根据法理学教学的理念和根本特点,我国法理学教材主要应包括法的一般理论、法的价值论、法学方法论以及法律与社会四个方面。     

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贡献

李达运用朴实化的语言,翻译和著述马克思主义法学有关的文章,他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许多贡献,他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开创者,因为他不论是讲授法学课程,还是在法学著述中,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而作.他在法学研究的很多方法以及他的一些提法,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构建仍有指导意义.     

新中国法理学研究进路的三次变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法理学研究一直处于"政""法"二元关系和阶级分析进路之中,法学成为"阶级斗争的科学"。改革开放为中国法理学"决定性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改革背景下法治观念和权利话语开始兴起,权利本位论成为中国法理学范畴研究的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始终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研究格局中,法律移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成为一个时期中国法理学面向西方、面向传统的典型知识论反应。迈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开始在法学多元竞争格局下不断反思与超越,法理学者清醒认识到,中国法理学既不可能从西方法学原理中移植而来,也不可能从中国经验中直接呈现出来;只有坚持"实践主体性"进路,在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原创理论,以科学分析方法最大限度地解释和理解中国法的客观事实,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和提炼中国法理。     

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评要

法哲学范式和法理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是认识主体对法现象理性思考后形成两种基本理论型态 ;本文在总结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内容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其理论特点 ,评析其在理论法学上的意义 ;认为法律关系理论的完善方向是法哲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与法理学范式法律关系理论的高度整合     

从经济法与若干法理学说的关系论经济法的法理基础

探析经济法与若干法理学说的关系,是研究经济法的法理基础的一个视角。司法能动学说有利于经济法回应社会现实需要。法理学中发展权的学说夯实了经济发展权这一经济法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和软法学说使经济法的理论更加深入。法制系统工程学说促进经济法的创制和运行与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相结合。功利主义法学与经济法的理念相得益彰。本土资源学说与比较法学说指导经济法律制度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法律移植。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背景下“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互动性教学探究

"法史学"与"法理学"是"理论法学"学科群的两块基石。在教学中,要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探究将"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进行互动与贯通,一方面引导学生运用法理学的基本理论审视中国法制史的发生、发展,探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与问题;另一方面激发学生思考中国法史学对法理学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挖掘法理学的本土资源。     

社会工作实践的法理学思考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法律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规则体系,还是一项动态的社会过程和一种社会改造事业.社会诉求与实际需要使得社会工作成为法治系统的一部分,从而使社会工作与法的结合成为可能.从社会工作的法治背景、法的社会功能的拓展以及社会工作的法治属性等方面对社会工作进行了思考.把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管理制度看待,强调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法治功能,并结合社会法学派思想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对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法理学思考的意义.总之,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实践着社会法学的理念,对其进行法学分析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及其视野.     

法理学教材的本土化探索——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载体,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法理学的学科使命在于揭示和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治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准确反映了我国法理学的学科定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既注重对中国法理学历史的传承,又倾力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理论,从历史、立场、问题等三个方面建构和发展中国本土的法理学。当然,在教学内容需求和教学形式立体化方面,该教材也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新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学术担当——“全国法理学专题研讨会”综述

法理学必须为部门法立法，为应用法学的发展，为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理性思维的形成，提供基础理论指导。而规范法学恰恰是法理学最正宗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对部门法学最有帮助，最有指导性的，并最终使中国法理学从政治权力依附下摆脱出来。     

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     

中国法理学50年的成就和贡献

中国法理学经过５０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成就。这里笔者将法理学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构建了较为严密、完善和科学的法理学学科体系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是法理学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其内容和体系是否严密、完善和科学,也是法理学学科研究水平的最直接的反映。因而,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法理学界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探讨,针对传统法学理论学科体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一直在试图对法学理论从名称到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新构建,并形成了目前较为严密、完善和科学的…     

法理学课程建设与改革新模式:应用法理学之建构

法学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其在培养、训练法律人才,促进法学研究,发展法学理论,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法学课程之改革是法治国家发展和法学教育之内在要求,而法学教育教学改革之关键在于对法理学课程实施改革.在我国对法理学课程实施改革必须论证一些基本问题:课程改革之必要性和可行性、改革目标和路径以及改革之预期效益.     

论法理学的功能定位与知识体系——兼论法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提出法理学的功能包括4个方面：确立法的本质、宗旨和价值取向;梳理法的发展脉络、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阐述法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间规范）关系;阐述法律运行各环节的基本原则。只有这些明确的核心功能,才能避免把与法理学关联不大的杂乱知识塞入法理学,才能保持法理学对各种法律现象的解释力,以及对部门法学的指导性。     

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走出法理学教学困境的理性思考

法理学教学面临着若干困境 :一是教学部门对法理学教学普遍不重视 ;二是法理学缺乏独立的学术品格 ;三是抽象的理论内容与学生接受能力不相称 ;四是教材过于混乱。因此 ,法理学教学必须加以改进 :教学部门要提高对法理学教学在整个法学教育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树立独立的学术品格 ;实行“一分为二”式改革 ,建立内在科学的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 ;强化法理学知识整合 ,组织编写统一教材     

在原则与政策之间——罗纳德·德沃金和理想法律人的建构

中国法律人形象的模糊性和暗昧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答已经影响到中国法学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的尝试值得借鉴.德沃金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完美的法律人形象"赫拉克勒斯",该形象在德沃金主要论著中日臻完美.通过比较德沃金法理学和其他当代法律理论,本文探讨了德沃金法理学的优点和缺点,从德沃金法理学思想尤其是他的理想法律人观念引申出建构中国理想法律人共同体的建议,以尝试回答当代中国法学正面临的相应问题.     

法理学的定义视角分析

我国目前对法理学的定义多种多样,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定义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有的定义过分强调法理学的思想性而显得太纯粹,有的定义却有打破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取向.结合我国法理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定义法理学只有遵循现实性、概括性和有效性三项标准,才能既利于我国法理学体系的构建,又利于同西方法理学对话.     

浅析法理学教学现状及改革路径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学科,是学习与研究法学的入门向导,但是,法理学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要改变教学管理者和学生的短视态度;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设置;改进教学观念,变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     

法理学本科教学中的理性承载分析

中国社会的理性化有着反向而行的两个进程:一方面要对社会进行理性建构,另一方面要对社会进行魅力(chrisma)祛除,即要解构卡里斯玛情结与泛政治主义、泛道德主义、民粹主义传统。社会理性的重构一方面要继续启蒙理性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要构建哈贝马斯式的沟通理性。鉴于法理学是法学的意识形态,法理学本科教学要承载起培养理性法律人进而通过法律人职业的广泛社会参与性与实践性引导社会发展走向理性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