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乡村建设的政策嵌入、空间重构与技术赋能

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借鉴世界乡村复兴的成功经验有着内在的必要性。文章以"嵌入性"为分析视角,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从"政策—空间—技术"三大维度重点考察了法国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法国乡村建设主要遵循三条规律:在本原性层次上,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嵌入"营造积极的乡村复兴环境,进而达到清除弊害政策、破解建设壁垒以及增强乡村复兴内在动力的目的;在实践性维度上,通过产业集中、中小企业转型、地域功能分类的"空间嵌入"策略,推进乡村要素资源的重组与优化,进而增强乡村空间的整体性治理能力;在方法论层次上,通过多类"技术嵌入"乡村空间,以达到再造乡村复兴手段与"主体赋能"的根本目的。因此,营造网络化的乡村政策环境,推进乡村的"分类振兴"与"适度集中",以及强化技术驱动下的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努力方向。     

市场推动、政府干预与农民行动————加拿大乡村的兴衰及启示

加拿大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具有某种史鉴价值。 市场力量导入加拿大乡村后产生了产业、人口、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变化。而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应对及其 成效表明 ,政府面对乡村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衰落 ,应该意识到完全市场取向的公共政策可能导致市 场力量对乡村社会的过度侵蚀 ;乡村复兴的希望首先在于政府对乡村提供积极性保护。加拿大的经验对 于单纯借助市场力量振兴乡村、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路 ,具有警示意义。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多维视角下藏区城镇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川阿坝州为个案的分析

［摘要］城镇化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社会发展的一种形态，其本质是农村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而形成的人口数量、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藏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其城镇化进程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本文将从人口流动、空间转移、产业转型等多个层面对藏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现象、本质、问题、对策作一考察，以期形成较合理的政策参考。     

浅议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农村人口的基数大、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等影响,户籍制度改革将继续深化,按一定的目标和步骤,坚持推进城镇化、以人为本、政策配套等原则,积极探索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现人口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城乡人口流动的新特点及其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乡人口流动出现了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国不仅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进程,而且要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提高人口布局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敏感度,重新审视我们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调整城镇化发展的方针与政策。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我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农民失地失业及城镇贫民窟风险、伦理道德危机风险、城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是我国社会进步进程中的新鲜事物,在我国将有一段较长的存在时期。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掌握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要防范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快建立社会风险防范的组织管理体制及其政策体系,积极应对城乡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风险,建立城乡社会心态、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融合机制,重视并解决好城镇贫民窟等相关问题。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治理转型与路径选择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低收入问题治理成为我国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新命题,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与绝对贫困相比,农村低收入问题具有相对性和多维性等特征,治理上更加强调常态化和差异化。因此对治理模式也有新的要求,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化,在治理策略上强调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化治理。为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差异化帮扶机制,在战略衔接层面,应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依托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性帮扶机制;在治理主体层面,处理好个人、政府、社会在三次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在政策设置层面,依据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群体特点进行分层分类,以收入、劳动能力等多维度衡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帮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