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本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虚实”产生及与《诗》《骚》创作关系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周易》和《老子》赋予其深刻的辩证思维,这些是先秦时期虚实产生的哲学根基,也为虚实在魏晋和唐宋的发展与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虚实内涵的推进离不开先秦《诗》《骚》及散文创作的铺垫与实践。虚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核心的元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艺术创作手法,自古既有其萌芽,先秦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比兴、象征、具象等手法是其不自觉的运用。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文艺虚实结合具有必然性。《诗》《骚》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是后世"虚实"的"隐形"替代和早期"胚胎"。"虚实"产生前后与秦汉政论说理文及汉赋具有一定的关系。     

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

魏晋六朝是玄学之风昌炙的时代,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玄学风尚充斥的人物品评风气、清谈玄理充斥的有无之论、言意之辨等哲学论思对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的建构与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魏晋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呈现出了重筋骨、重神韵、重意象批评、重书家主题情思的理论批评特征。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人物品评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

人物品评作为汉末魏初一种特有的时代风尚,在魏晋六朝时期经历了从政治性到哲学性和审美性的转折变化。而后者从作家的创作个性、文学情感的张扬、人物与自然美等方面,对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魏晋文化情结

魏晋文化情结始终是冯友兰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关怀。他勾勒魏晋玄学的发展轨迹,深切理解和多向把捉魏晋主体精神,全面呈现魏晋风流样态,凸显了魏晋玄学的历史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他重新发现了郭象,推举郭象哲学"辨名析理"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玄学研究的方法论宝库。辨名析理方法与汤用彤的"得意忘言"之法,标举魏晋玄学研究的方法论高峰,奠定魏晋一代哲学研究方法的二水分流之势。冯友兰对魏晋六朝哲学的整体统摄,助推了魏晋玄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挽歌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挽歌通常是作为死者送葬的歌曲使用,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之情.但挽歌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东汉时,出现"以挽歌为乐"的现象,尤其是到魏晋六朝时期怪异而复杂现象越来越多.魏晋时期正处于起承转合的重要阶段,出现新的衍变,这与玄学、佛学的兴盛、魏晋文人风尚等有着莫大的关系.     

陆机、刘勰的艺术想象论探源

众所周知,陆机,刘勰是魏晋六朝时期文艺思想的主要代表。对于艺术想象问题,他们的认识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大体一致。魏晋六朝是玄学的时代,而玄学则是先秦道家、尤其是庄子精神的发扬。庄子哲学对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各结构层面都有深刻影响,文艺思想亦莫能外.从陆机、刘勰对于艺术想象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理论与庄子思想的源流关系.在我们看来,陆机、刘勰正是把庄子“虚静”以“游心”,“游心”以体道的思想引入到世术理论中,从而     

魏晋玄学与诗歌意境之探析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它对提高文学创作主体的思辨能力、增强诗歌文本的思辨色彩、拓展诗歌的审美空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对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核心范畴＂意境＂的生成起了催化作用。     

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

嵇康把对宇宙本体的追求引向了人的自我意识,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开拓了新的领域.其思想立论都是玄学辩名析理的产物,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是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一朵奇葩.他还带头倡导庄子的思想精神,促进了魏晋时期的庄学复兴和玄学思潮的进一步开展.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人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由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全社会对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进而促成了文学的自觉。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人的觉醒引发"文学的自觉",从而导致文学创作、文学观念的自觉。     

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论礼崩乐坏与礼学的形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内涵是以周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全面瓦解。这一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孔子的礼论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由制度典章层面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荀子一方面将礼同人的内在本质及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价值源头;另一方面以法来充实和改造礼,建立了道德与政治有机结合的礼学体系。     

论魏晋南北朝俳谐文学对中晚唐散文的影响

与重政治教化、主抒情言志的严肃文学相比,俳谐文学的发展因强调诙谐、游戏文字以达到娱乐宣泄的特质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作为文学史原生状态重要组成部分的俳谐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构建完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间隔年代较近的中晚唐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所受影响尤甚。俳谐文学与该时期散文创作的结合,是对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在内容思想上的借鉴与发展,也是魏晋以降文人创作的主体性在文学创新上的探索与努力。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     

为“形而上学”辩护——“形而上学”在中国现代文化重建过程中的意义考察

由于科学主义盛行 ,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广泛的贬低哲学存在价值的反“形而上学”潮流。在我国表现更甚 ,将“形而上学”看做是与“辩证法”对立的认识路线而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 ,其结果阻碍了我国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有序、平稳过渡和转型 ,造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的不良局面。实际上 ,“形而上学”对事物本质的形上探索 ,正是哲学的重要任务和份内工作。人类离不开信仰 ,而要科学地信仰就离不开“形而上学”。目前 ,对“形而上学”的彰显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填补传统文化形上关怀缺失的真空进而为文化重建奠基 ;二是弥补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缺陷 ,孕育和养成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江泽民同志“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 ,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纠正以往对“形而上学”的偏颇认识 ,才能使我们对哲学有更深和更全面的理解 ,进而发挥哲学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