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诗》学中的义理化倾向

宋儒所倡之＂理＂,是指万事万物背后的一切平常之＂理＂,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所指范围要比汉儒之＂理＂广。宋人注重思辨的考索,既以《诗经》上的观点来证其道,又以其道来论《诗》,在《诗》与天道之间再加上一个＂理＂,由此,宋儒的解《诗》也就别有一番天地,实际上是逐渐将《诗》理学化了。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近十年《诗品》诗“怨”理论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对《诗品》诗＂怨＂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纵向的古代文学或文论史的＂悲怨＂流脉研究;横向的单一的从某个角度对《诗品》诗＂怨＂理论的研究。而从多个角度,对《诗品》诗＂怨＂理论进行纵横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价值和空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析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理解,一般认为所指的是《诗》的创作或文本的消亡;如果将＂《诗》亡＂放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语境下,通过论述《诗》与《春秋》对当时现实政治文化功能的重大影响,可以见出＂《诗》亡＂的内涵正是《诗》的现实功能的衰亡。     

《韩非子》"储说"叙事空间

《韩非子》＂储说＂虽然是寓言故事的集合,但已经具有明显的叙事性,＂储说＂按照一定的逻辑严密地组织故事材料。笔者从浅层文本空间、深层伦理空间角度来分析＂储说＂的叙事空间,并揭示韩非的旨归即所建立的君臣秩序空间。     

孔子说诗理论体系研究

孔子是对《诗》进行有意识批评的第一人。孔子有关诗的理论不是杂乱无章的,是以＂诗言志＂为纲领构成一定体系的：以＂达政＂为思想立场,以＂诗可以兴＂为思维方式,以＂思无邪＂为观念要求,以＂诗言志＂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这一理论体系,孔子对《诗》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中国文化和文化话语模式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失望与焦虑——比较唐诗《滁州西涧》和现代诗《弃妇》的“象征”运用

＂象征＂是中国和欧洲都有的诗歌手法。唐诗《滁州西涧》和1920年代模仿法国象征派的新诗《弃妇》均采用＂象征＂来传达一种失望与焦虑之情绪。《滁州西涧》意象相接自然,因而意境浑圆,虽传达失望之情绪复又归于和谐。《弃妇》过度追求意象奇特,联结古怪,脱离了民族审美心理,诗里诗外都阴霾不散。     

“兴”为“取譬引类”说——兼论风、雅诗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

《诗》中相同或类似的＂兴辞＂常常在不同的诗篇中反复出现,用以造成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效果。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示节候的兴辞出现于三首不同的诗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出现在两首诗中。大体类似的如＂××于飞＂＂、采采××＂等,出现频率多至十数次。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兴辞亦多见于《夏小正》《月令》或《易》卦爻辞中,这表明＂兴＂本不专属于《诗经》,也自有其古老的源渊。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诗三百》中的兴,常常表现为对古有现成的＂兴辞＂的引用,这一现象在风、雅诗篇中非常普遍。这不仅暗示着《诗经》诗作成型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变历程,而且也说明风、雅诗篇在形式的选择和诗材的捕捉方面所采取的＂诵古＂与＂造篇＂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还原与超越：于坚诗歌的自然主题

隐喻的缺席和文化的消解注定了于坚诗歌"自然"主题的原生态特征.于坚诗歌中的"自然"始终是作为"他者"存在而非人类文化的附庸物.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意味着于坚对于摧毁自然的现代文明的某种质疑.于坚诗歌昭示着中国诗歌一种全新诗学思维方式的出现.     

《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

文章就《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相关的理论与批评作一比对,认为严羽不少诗学思想来自江西诗学,尤其是黄庭坚的诗学思想,诸如师法前人“立志须高”、“参”“悟”之法、“别趣”之说、“收拾贵在出场”等。“别材”与用字拘来历,针对江西“以才学为诗”而发则切中江西诗学病痛,但未能考虑特定的政治背景。批评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实则宋诗尚理而趣在其中。反对宋人和韵酬唱,本自朱熹,当辨证分析。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裤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余光中诗话初探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文”包括抒情、记游诸种散文和文学评论。其文学评论文集已出版者有《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五书,其中有很多诗论诗评的专篇。诗为余家事,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零散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则大可摘录编辑成册,名为《余光中诗话》。本文以2005年出版的余氏散文集《青铜一梦》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这些诗话——如谓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如自言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又说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又认为苏格兰五镑钞票上诗人彭斯的半身像及其诗句是他“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诗论诗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这些诗话,是他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大量的诗话,《余光中诗话》延续了中国诗话的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兼擅的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以后研究与他相类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庾信诗赋中"隐遁之念"辨析

庾信集中涉及隐居内容的诗赋为数不少,这些诗赋创作于庾信入北后的前、中两个时期。前期创作集中于入北的最初六年,流露出向往隐居的强烈意愿,其实质是借隐居来消解心理重压。中期创作于周武帝建德初,庾信受当时北周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而赋闲在家,诗赋表达的是不甘于隐居、渴望被重视的"求官"意图。庾信入北以后,其仕宦经历、思想历程都曾发生各种变化,对庾信诗赋中的"隐遁之念"应辨正地看待,把握其变化与实质。     

李商隐寄令狐绹诗之考论

在李商隐的交际诗作中,他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情最动人,语最直截,最有心底话想说也能说,且能“屡启陈情”.其《夜雨寄北》也可断为寄令狐绹,从其写作于此诗前后的其它诗看,即可得到验证,也可以互证,这些写给令狐绹的诗都是期望出施援手的.从李商隐寄令狐绹的诗考,令狐绹打压李商隐,真是一桩冤假错案.令狐绹与李商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商隐所有的交往中,他与令狐绹最密切,交往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令狐绹对李商隐仕途上的帮助也最大.     

在虚与实之间——从于坚诗歌出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兴起,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者之一,以其先锋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分析于坚的诗歌文本入手,发现于坚的诗歌既有虚性又有实性,是处在虚与实之间的写作。但这种写作难度相当大,是冒险性写作,如果把握不好虚实的尺度,很容易陷入丢"虚"和卸"实"的危险境地。于坚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即在虚与实之间保持微妙且美妙的平衡。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