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

探讨基督教意识形态在三个传教士《论语》译本中的具体体现,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均有必要作文本(翻译本身)与副文本(注释、序言、绪论等)的分疏。在翻译层面上,译者追求隐形而不可得,意识形态作为其诠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着译者对他者的理解,往往造成无意识的"误读"而非有意识的"操纵"。但在副文本中,译者则会正面现身,进行知识管理。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四个方面,论述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目的在于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论新闻翻译中意识形态的操纵——从叙事话语的角度

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译者翻译的目的之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翻译叙事话语的事实建构。通过引入聚焦转移和语言变异的"重写策略",进一步再现了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对译文话语的意义掌控。     

权力规范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研究

从社会性翻译规范的角度出发,探讨内在权力规范在实现译者目的及读者期待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重点剖析了权力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从代理人的支配权力、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力、知识的操纵权力三个维度展开,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翻译活动的实现过程,从而为翻译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论不同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及翻译策略之操纵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两个维度来辩证地阐释了在译者所处社会背景下,社会和个人两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何将其操纵结果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的。从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得出,三者关系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被改写的命运: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翻译

翻译在中国的"昆德拉热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从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出发,试图从社会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诗学环境、赞助系统等角度入手,从文化层面上对昆德拉作品的中译进行整体性思考。     

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     

浅析儿童文学翻译特点及影响因素

翻译对于目的语读者而言可以看作是再阅读和重写:文本每一次的翻译都会使用新的语言,处于新的文化氛围,呈现给新的读者。儿童文学的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童书经常配有插图并且常会用来朗读;具有儿童和成人双重读者。因此,译者的儿童观影响整个翻译过程。除此之外,对话理论、意识形态、阅读以及操纵等都对儿童文学翻译产生影响。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审美心理研究——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例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兼具读者、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因此文学翻译中的审美心理是一种复合多元的过程。译者的审美趣味、审美期待、审美能力,以及在审美再现时对目标读者审美期待的满足,都将决定译作的品位和水平。研究译者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心理构成,有助于从传统的对结果导向的翻译标准的研究转向对过程导向的翻译主体研究。     

论佐藤春夫编译《车尘集》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倾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中心论得到确认。实践证明,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成为译者、原作者、原语篇、译语篇、读者之间发生交际和共鸣的"文化场"。这就使关注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成为解析原语和译入语如何互文沟通的关键。佐藤春夫以中国古代女性所作诗歌为原语文本编译的《车尘集》集中体现了他在多元化文化意识下建构审美倾向的过程以及中日两国之于古典文化的互文顺应关系。     

明末清初翻译高潮成因分析

本文以明末清初为历史背景,通过对这一时期翻译高潮的成因分析,得出了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贯穿整个翻译活动始终的结论。意识形态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译本的选择,而且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     

译者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长期受制于传统翻译观的束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活动的文化转向研究,译者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而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正体现了其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延伸形式——译作的作者。     

对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与异化的文化思考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译者翻译策略的操控。根据文化语境框架下的操纵学派的翻译理论,从民族意识形态、赞助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的表现为人物的“变形”,有的则表现为译作在给读者传递的文化信息方面“叛逆”了原作。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极力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从而从理论上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原作的操纵,从而使译者显形.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导致了对读者的忽视.     

译者对翻译对等的操控——意识形态与诗学追求

对等作为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从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向着多层次的、语用的和文化功能的层面拓展。但是,从译者角度解读翻译中对等问题的研究还属鲜见。论文以Robinson的＂翻译身体学＂为理论框架,以系统范式为指导,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追求两方面探讨了译者个体及其历史背景对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以及翻译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追求决定了其翻译作品对等表现的性质。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长久以来忽视了翻译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译者。最近几年,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不少学者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主要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的,指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本文试图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确定等方面。     

从霍译《红楼梦》看规范与翻译策略之抉择

以霍克斯的《石头记》为例,分析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文化力量、意识形态与赞助人、意向读者和翻译目的、伦理规范等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抉择所起的作用,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忠实”,主要是受各种非译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霍克斯在《红楼梦》翻译中对文化的操纵与构建

通过分析霍克斯英译《红楼梦》的翻译行为,证实了"操纵""文化构建"思想对翻译文学存在一定影响,一方面文化对翻译有"操纵"作用,译者有受操纵的一面,也有反操纵的一面;另一方面翻译有一种"文化构建"的重要功能,翻译一经产生会对目标语或译入语文化的演进产生巨大影响。翻译不仅塑造了原作在读者心中的形象,而且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是文学更新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