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只是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间接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体制的缺陷要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被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应建立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一个国家行政诉讼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直接体现着其社会法治建设水平。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在司法审查、权益保障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应该从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构建专门行政法院、完善行政诉讼立法原则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调整和重构。     

从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谈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以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为视角,通过与各国立法进行对比以及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影响因素、立法模式的分析,阐述了我国行政在受案范围上的不足之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取消以具体行政为对象作为行政诉讼的立案范围的标准,同时,给出了将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内容纳入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的一些具体看法和修改意见。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革新

行政诉讼调解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热点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总结了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的成因、困境,指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陷入困境的理论误导的结果,并结合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得出行政诉讼调解不仅是一种国际经验,而且应当奠定在服务行政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论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强度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强度在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在审查的范围、深度和目的方面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强度的具体规定,目前存在对行政管理行为的过度审查、对行政裁决行为局限于形式审查,以及缺乏对新类型行政诉讼案件的科学审查标准等问题。因此,应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和尊重行政权威等原则的指引下,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构建同类型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则,即对行政管理行为实行谨慎形式审查、对行政裁决实行深入严格的实质审查和对新类型案件确保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标准,以有效发挥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对依法行政的保障价值。     

论行政诉讼困境产生的根源与对策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多年来 ,对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现行体制、立法本身的问题及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使我国的行政诉讼面临着困境 ,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为此 ,必须深刻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表现形式、危害、根源 ,并从行政诉讼的立法指导思想、受案范围、体制改革、法官素质等方面进行改革 ,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推进民主法制化进程     

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可行性研究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一项原则,其在保障公权利的合法性以及私权利的实现过程中所曾经具有的程序性价值不可否认。但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时空背景下,该原则逐渐因为滞后于诉讼理论的发展、司法实践的需求以及公民权利观念的深入而导致其权威性的不断减损。所以,从行政诉讼的理论到实践均呼吁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中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范围刍议——以WTO规则为宏观背景

中国现行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行为和行政指导等非行政权力行为、以及行业组织的行政行为不作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范围.然而,根据WTO的规则和中国加入WTO时所做的承诺,现行的司法审查体制不能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中国的加入WTO承诺,所以改革中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成为必然.     

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第43条勾画了我国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的轮廓,细致内容散见于《证据规定》《行诉解释》之中,其结构尚未体系化。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规范主义层面来看,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包括证据适用准入规则、证据调查规则、证据审核规则、证据认定规则。以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的特殊性和规范性为纲,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     

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审查与适用 ——以证据的相关性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法定证据资格缺失、审查流程虚置等困境。对此,应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修正品格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传统司法观念。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对特定犯罪行为发挥的证明作用为中心,以其间接证明价值为半径,明确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初步可采性;并参照域外品格证据审查规则,构建从“单个证据审查”到“多个证据印证”的审查流程。同时,在单个证据审查上应注重品格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具有最低的关联性,在多个证据印证审查上应确保品格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印证。     

行政诉讼法完善的几点思考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的规定,建议改为依据法律,适用法规;关于对行政行为的全面审查,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判决形式,建议摒弃全面审查,废除维持判决,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回应;关于原告范围,建议在以利害关系界定原告的前提下,进一步区分直接利害关系和间接利害关系,间接利害关系区分相同利益利害关系与相反利益利害关系;行政机关第三人地位应在区分行政权不同性质的情况下予以具体确认。     

论行政指导的可复议性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并未涉及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但由于行政诉讼制度将行政指导行为明确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尤其是不适当地强调行政指导行为的非强制性以及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行政指导行为一直被排斥在行政复议的大门之外。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看,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行政救济范围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依托行政救济机制,国家可对行政指导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可实现包括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在内的相对人的权益保护。     

论宪法的司法适用与民事审判权的界限

宪法能否在私法领域中适用,是讨论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时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在西方国家,关于宪法在私法领域的适用,主要存在“直接效力说”、“间接效力说”、“国家类似说”等理论。我国直接依据宪法判案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是通过借鉴民法上的诉因寄生理论,可以对那些在民商事实体法律中尚未予以具体化的宪法基本权利起到保护作用。当然,最根本的措施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衔接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一致表现出有三大类案件不能纳入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导致部分行政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立法技术上的缺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长期的行政权的膨胀。然而依法治国方略意味着控权制度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所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就应当一方面保障行政复议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监督权力,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目的。     

证券监管行政案件原告资格的审查问题探析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关系到当事人诉权的重要问题,但是我国关于证券监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的研究相当薄弱。根据对我国证券监管行政案件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现状的考察,我国司法审查中存在若干不足,亟需矫正,以期促进对当事人诉权的有效保护。     

行政诉讼撤诉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撤诉制度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制度,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得过于简单、原则,撤诉制度未成体系,缺少原告申请撤诉的条件,没有考虑撤诉对被告的影响等。针对我国行政诉讼撤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应对撤诉申请规定有限审查原则,规定被告在诉讼中对被诉行政行为行使处分权的条件,进一步明确法院对被告行使裁量权的审查范围和审查原则,规定原告申请撤诉的条件,明确再审案件的撤诉权,对原告撤诉后再起诉的行为应当予以限制,应当考虑撤诉对时效的影响。     

行政案件立案审查的若干问题探讨

立案审查是行政诉讼进行的第一个步骤,与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权关系密切.立案审查阶段应确定形式主义审查的基本原则,适度拓展受案范围,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为界定原告资格的标准,起诉时法官对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予以必要的指导,依法衔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落实.     

WTO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造

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离WTO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即人权保障着眼,行政诉讼需提供具有完整性和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从行政诉讼的手段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出发,其转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合法性”的丰富蕴涵。WTO规则在国内的实施,迫使我们建立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是建立两种可行的审查机制:一是推行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确立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负责审查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式的比较探析

目前,学界对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基本达成共识,却鲜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式的专门探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均采用了具体审查方式,同时对抽象审查方式的适用予以限制。我国宪政体制和司法实践现状将行政法规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推行抽象审查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时机尚不成熟。未来应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以授权法院在个案中拒绝适用违法规章,宣告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效。     

基本权利双重性质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构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张如果立论基础无法脱逸于传统的权利义务视角,就无法真正在理论上突破现有的藩篱。学界应从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入手,通过对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的分析,来重新审视我国立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探寻其立法理念,进而从宏观上重新建构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