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民间生活的诗意建构——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意识

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汪曾祺在作品创作中始终远离庙堂，与当代主流文化也保持着距离，驻足于民间这块自由广阔的空间里深耕。民间意识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特点，表现在小说中诗意的民俗风貌、诗意的小说语言、诗意的民间人物等方面，作品着力于营造出一种自在的民间生活形态，构建出诗意的民间世界。     

坎坷的生活历程独特的创作艺术——欧·亨利其人其作

欧·亨利一生命运多舛、生活坎坷,隐姓埋名,却名扬四海。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取之不尽的新、奇、巧的素材,他的作品散发着人性美与人情味的芳香,他以独特的创作登上了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桂冠诗人”的宝座。     

论王常月的宗教美学思想

王常月的宗教美学思想从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他在其著作中强调了人的“妙明真性” ,即修道的目的 ,表现了他对人格美和内在审美心境的刻意追求。王常月将这种修道所需的心态和人格外化为一种内丹修炼方法 ,由戒律定型下来 ,成为实现人的绝对自由的可操作规范。二是王常月将儒家的忠孝伦理实践作为他修道理论的立足点和核心 ,并吸收佛教的思想 ,形成了他自己的宗教伦理美学观     

肖邦钢琴音乐的魅力

肖邦是波兰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他的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从创作的方法上和对生活的感悟上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同时他也是一位爱国作曲家,在他的作品中,还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是唯一一位创作来源于生活的作曲家、钢琴家。这也是肖邦钢琴音乐的魅力根源。     

论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的国家认同感

以诗言志、以文记事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而竹枝词则聚合两者功能,广为传承。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完美地结合了诗的"志"和文的"事"功能,作为一名西域文明的热爱者和研究者,他以竹枝词的形式描绘了西域的史地风貌和民俗风情,从历史认同感、空间一体感,以及对西域民情风俗的认同感三方面来表达他对西域的认同。     

创制世间至高至洁之文--论顾明道的通俗小说创作

顾明道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知名通俗小说作家,其言情小说非独哀情,也是醒世的,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武侠小说常借侠客形象以寄寓除暴安良、振兴华夏之理想。他的小说都与"情"密切相关,其小说意境清高、思想高超,既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又受到西方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在当时别具特色,广受读者欢迎。     

“仿聊斋”作品《小豆棚》的创作模式

我们称《小豆棚》为仿聊斋之做,并不是说曾氏没有自己的创新,他在借鉴聊斋发泄与蒲公类似情感的同时,又竭力突破聊斋体的束缚。曾氏力图在遵从聊斋文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广泛地从前人作品、民间故事中收集素材,对蒲公的鬼狐世界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实现了士人传统和民间传统的完美结合,铸造出一种崭新的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使之更好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意图。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陈大为以教学、研究、创作"三栖"的状态表明着他作为新生代意识的阐释者的地位,他往往以"先发制人"的理论、挑战的姿态去揭示抑制在现行文学秩序深层的盲视,又"后发制人"地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拓展颠覆既存意识形态的潜能。他的诗更以其反僵化的突围意识、"边缘"的移民史观和创作主体性、对"诗的故乡"的呵护等,呈现出南洋新生代的创作追求。他的典律构建视野的扩大,更意味着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而且是以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格局来接纳他们。     

丹斋申采浩的哲学思想与人生实践

申采浩是近代韩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申采浩的主体哲学涵盖着主体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主体哲学贯穿在申采浩抗日活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他毕生投入民族独立运动,展示了抗日斗士的宁死不屈的精神;作为历史学家他以民族史观批判传统史学和殖民主义史学,确立了韩国近代史学;作为作家其文学作品,尤其是在中国流亡时期创作的文学遗稿最为迫切地表现出其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