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到“兴发感动”——试论叶嘉莹自成体系的“兴发感动”说

＂兴发感动＂说是叶嘉莹继承中国传统＂兴＂论中的某些要素,并融合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艺思想发展而成的一个诗学理论。这一理论既适用于创作、接受、评论三个环节,又为我们鉴赏和评论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而且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为我们在现代社会应对和运用中国传统文论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启发。     

毛泽东的“两结合”论与传统的“奇正”说

毛泽东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 ,即所谓“两结合”论 ,其之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中有所变异与创新 ,是因为毛泽东的精神深处存留着传统诗学“奇正”说的深刻印记。通过对“两结合”论与“奇正”说的探讨 ,认为毛泽东的“两结合”论 ,既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民族化 ,也是传统诗学的“奇正”说的现代化和革命化。     

从“兴象”到“兴趣”

“兴象”和“兴趣”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两个概念的诗学内涵 ,并认真清理认定了从“兴象”到“兴趣”的沿革流变关系 ,揭示了两个概念分别在殷 王番 诗歌批评和严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及其现代转换的潜在价值     

从“接受理论”谈中国出口电影字幕翻译的“信”与“达”

＂接受理论＂认为艺术作品只有经过读者（或观众）的积极参与和传递,才具有生命力,强调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创造性想象。一部电影作品能否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成功取决于观众对翻译文本的认同和接受。影视字幕翻译要求在有限的时空里最有效地提供相关性最强的信息,观众的接受性和传播的有效性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因素。中国出口电影字幕在翻译过程中虽然造成信息缺损,降低了＂信＂的幅度,但是保证了＂达＂的效度,真正做到了＂传而达＂。     

关于“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的两点探讨

中国诗学中的＂兴＂概念与英国诗人艾略特诗学观念中的＂客观对应物＂在本质内涵上,均涉及到作家编制情感＂代码＂,读者还原＂代码＂之上情感的过程。深入概念内部建立中西方诗学对话,详细析出＂兴＂区别于＂比＂而蕴含的与＂客观对应物＂概念的契合点。由＂兴＂中所蕴含集体情感与原始宗教性体验出发,首次证明了＂入兴＂中涉及的＂非个人化＂因素,同时辨析了＂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诉诸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在涉及读者＂解码＂过程时所包含的不同的集体文化无意识。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词源》“意趣”简论

《词源》论词不惟主张＂清空＂,还兼及＂意趣＂之说。所谓＂意趣＂,与传统诗学批评中有＂兴趣＂、＂情趣＂等概念的内涵大抵相近而略有区别。《词源》独创＂清空＂论词,而以＂意趣＂做补充阐发,借鉴了诗论中相近的审美范畴来进一步发明词作的＂清空＂美学品格。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楚骚“发愤抒情”说对汉代“情性”思想的影响

楚骚文化是建立在楚地文化风俗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蕴含着意蕴深厚的美学思想,并积淀于汉代艺术的文化精神的深层。在中国诗学发展的逻辑链上,屈原及其骚体诗创作实践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对于魏晋时才标举的＂缘情＂说,具有奠基和示范的重要价值。     

从社会诗学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通过阐述社会诗学因素与严复＂信、达、雅＂的关系,表明社会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中国古典词源“诗余”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源“诗余”论的承传,大致有三条：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的承传,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的承传,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的承传。上述传承,从不同视点上展开了词导源于诗体之论,共同构出古典词源“诗余”论的主体论说空间。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论南朝赠答诗性情与声色之关系

南朝赠答诗是南朝诗歌中抒情性较浓的代表题材之一,其在“性情”与“声色”之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情显于声色者、性情与声色交融者、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者。这些特点与当时重文尚文,以诗歌作为仕进手段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期士族狭小苍白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风骨"源流考辨

“风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 ,它贯穿于书法、绘画、文学等多个领域。文章试从“风骨”源流的演变来说明从品评人物的“风骨”范畴到书画理论上的“风骨”范畴 ,再到文学理论上的“风骨”范畴的过程特点。     

冯友兰对“仁”的诠释及其西学元素

冯友兰对“仁”的诠释主要有三种方式：起初受新实在论影响以“新实在论”解释“仁”，解放后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以“阶级观点”分析“仁”，新时期以“辩证观点”阐述“仁”。这三种方式对仁的理解虽然各有特点，但又共同体现了冯先生深受西学的影响。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郑谷诗坛爱惹僧 诗无僧字格还卑

郑谷诗歌特点之一是爱僧,其表现既在他好与僧人交往,更在他写诗爱用僧字,其爱惹僧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而其提出的“诗无僧字格还卑”颇有意义,对唐诗的某种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作出了总结。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 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烘云托月”与“说不可说”冯友兰新理学“负方法”的关学阐释

在冯友兰新理学关于方法论的论述中，其用“负方法”对形而上学的“讲述”对美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涵蕴着丰富的关学意味。道家的方法、禅宗的方法和诗的言说，是“负方法”的三种典型言说方式，这三种言说形式具有美学阐释的可能性，表现在直觉性、神秘性、超越性和浑整性4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