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田<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国语·越语下》作时献疑

此文针对<越语>不为<史记>所取,故作于其后的说法,指出<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对<越语下>主要部分几乎全文照引,说明至少司马迁时代<越语下>已经成篇;针对"<越语下>记年与<左传>不合"的说法,此文对王引之的观点进行了细致考辨,认为王氏对韦昭注的理解有偏差;针对<越语下>文体风格及思想流派与<国语>不类的说法,此文指出这不能作为<越语下>晚出的根据.总之,<越语下>当是战国前期的作品.     

《周南·螽斯》诗教义发微

<毛诗序>对<周南·螽斯>诗教义所作的阐说,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后世经师有反序派、尊序派,对<诗序>的理解并不一致,讨论主要围绕"后妃不妒"和"子孙众多"两个关键词展开,汉郑玄、唐孔颖达等笺疏<诗序>,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若螽斯不妒";宋代"反序派"欧阳修、朱熹等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非螽斯不妒";南朱"尊序派"范处义、张纲等认为<螽斯>讲"由螽斯不妒,而后妃不妒";又有经师认为<螽斯>讲"非螽斯不妒,非后妃不妒";今文<韩诗>则认为<螽斯>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多",更在于其"贤",所谓"母教圣善,不止不妒而子多".以上诸家,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毛诗序>之说."借问中宫谁作范,千秋宜把后妃师",<螽斯>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且关乎皇室安宁、子孙昌大之"国家大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现代诗学"反对<毛诗序>,提倡在"就诗论诗"原则指导下解诗,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然实未得<诗>之本相,与"古典诗学"相去甚远.     

《楚辞·九歌》主旨发微

<九歌>是屈原重要的作品,王逸等人认为<九歌>是楚国民间祭祀歌谣.分析<九歌>各篇的主旨,<九歌>所祀,主要非楚国一地之神,其神祗来源具有多样性,反映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密切关联性,以及楚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玉篇》义训删改情况考察

文章主要考察原本<玉篇>和宋本<玉篇>均收字对应义训之差异,总结了后世撰修者重修<玉篇>时使用的删改手段,即增字、删字、倒字、改字、合并义项、分化义项、提取关键字词、概括总结,并尽力揭示删改的深层原因,以客观认识<玉篇>重修之功过.     

《文心雕龙》的《春秋》经、传批评

<春秋>经、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其对后世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文心雕龙>将经传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并从文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其意义和价值:经"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乃"记籍之冠冕",二者共同树立起了文章立论之规范;经传俱隐义藏用,于文为约,吐纳自深,是后世箴、颂、议对、史传等诸体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     

略论“陶渊明始家宜丰”起源于南宋《图经》

"陶渊明始家宜丰"说,源于<太平寰宇记>所引的<图经>,宜丰县认为此<图经>为梁陈时所编撰.但梁陈至唐朝均未见有<宜丰图经>.另据新校<太平寰宇记>,"陶渊明始家宜丰"乃后人窜入之作伪文字.事实上,此说应当是南宋人附会而成.     

论屈原的人格意识

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格意识。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圣贤意识、历史意识等思想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战国“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生成影响颇深。屈原忧国、忧民、忧己的深厚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受孔、孟、庄生死观的影响同时又有所超越而做出的对死亡的坚定选择是其人格精神的重要体现。     

杜诗对屈赋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杜诗深受屈赋的影响,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论证法,对杜诗中与屈赋有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杜甫有着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追求,在其创作中对屈赋有多处直接的运用和点化,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化心态也对杜甫产生了影响;杜诗受到《离骚》等以比兴手法表达丰富感情的创作影响,屈原首以男女喻君臣关系,用自然界的动物花鸟表达美丑好恶,杜诗在意象的选择上以屈赋为基础,但扩大为自然万物都可以拿来做象征的意象;杜甫部分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可见屈赋浪漫主义手法的影响,与其一脉相承,屈赋的浪漫主义通过幻想和神灵世界描绘出了瑰丽奇异的画面,又通过热烈奔放与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来表现,杜诗也通过奇特的想象来构造虚幻世界,但形象往往有现实人物的身影,并富有乐观开朗和浪漫的情思;杜甫的一些诗歌创作继承了屈赋的悲秋主题,杜诗中频现枯木、秋雨、秋风等意象,悲愁主题的诗歌创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屈原,杜诗充实并发展了这一主题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了表达内容。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屈、庄创作心态及艺术方式比较

屈原与庄子的作品皆深于哀乐,根植于楚文化,具有超现实的浪漫色彩,因而中国文学史常以“庄骚”并称。但由于贵族与平民的地位及心态不同,在创作中所选择的艺术方式也有所不同:屈原为贵族宗臣,自发地选择了对楚歌的艺术改造;庄子以其平民知识分子的敏锐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自觉地运用艺术虚构创作寓言。此为屈、庄同为浪漫,但却异趣的主要原因。     

屈原出生地考论

屈原生长于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 ,此时夔地并于楚国版土已近 3 0 0年。据《离骚》 ,屈原生于夏历寅年寅月寅日 ,这个吉日的文化背景更接近巴风盛于楚俗的夔地 ,与郢都崇凤崇龙的风俗不合。历代诗文中江陵的屈原遗址遗迹远不及秭归。屈原的出生地是湖北秭归而不是湖北江陵     

自我的觉醒:论《离骚》的“灵均”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等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屈原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

屈原的诗篇记录了诗人深重的痛苦内容,如其对民生多艰的痛惜、无人理解的痛心、国君昏庸的痛恨和去国忧谗的痛楚等等。他对这些痛苦的解脱方式主要包括写作抒愤、寄想占卜、精神远游和从容沉江。他的痛苦遭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所经历的多种困境,具有典型意义。其对痛苦的解脱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屈原既继承了儒道精神又超越了儒道精神,并且是对儒道精神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