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逻辑与政策回应——基于弥勒山兴村的观察与思考

确定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在于探寻变迁的路径。无论是基于学理的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都表明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能听任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的冲击和激荡,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实现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力量适度在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权威认同的变迁,无不显示着国家建制性权威资源的积极发挥,是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的实践逻辑

采用家庭主位理论视角,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置于具体社会情境和特定家庭结构中,系统性考察其实践样态和嬗变逻辑。首先,自力养老的社会基础消解,伴随着农民集中居住后"村落的终结",自力养老模式也因失去"基于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农经济与基于传统村落散居型庭院经济等社会物质基础而难以维继;其次,代际关系的嬗变与均衡,作为自力养老消解后的应对策略,经济反哺与隔代抚育成为代际关系嬗变与均衡的基本方式;最后,个体家庭的崛起与居家养老模式的多元化转型,随着个体家庭时代的到来,传统村落共同体"一户多家"的家户结构呈现多元化转型,而从生成动力角度而言,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的动力正是老年人追求个体化家庭居住结构与代际关系再均衡的内在张力,因此,依据居住结构—代际关系两个维度,将转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划分为独居共灶型、独居分灶型、共居抚育型和共居轮养型四种实践类型。     

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研究

城镇化剧烈冲击着乡土社会,给其带来农村社会的碎片化、生产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民俗规约传承的断裂化、农村乡土认同的消解化、村落共同体的零散化等影响,但也不可否认,乡土传统依然能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乡土传统有助于化解现代性危机、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内生动力、改进城镇化发展方式、重塑村民社区认同、保持城镇地域特色等,而"乡土型城镇化"能为两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一种特色化的发展模式。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     

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与建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     

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

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支点和推动中国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对我国社会结构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乡村共同体正经历着一场潜在的变迁——由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演变为两地社会,并面临着由这一变迁引发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共同体"理论,对由传统乡村共同体到两地社会的变迁路径及产生的相应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小城镇建设、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建立农村社会关怀机制、积极学习德国城镇化经验。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

村落因满足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在家户制传统下，中国传统村落的自主性相对较低，但实质仍是共同体，形成了“国家—士绅—村落”三者互构的治理模式。自晚清现代性转型以来，村落先后经受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冲击，但并未解体，这从经验层面说明了村落共同体的功能不可替代。由此，虽然当前国家和市场对农民的影响日趋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而是实现转型，从传统封闭自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走向现代开放自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规避市场对村落的僭越，国家理应承担保护责任，但村落的未来仍取决于农民的主体实践。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社群共同体之“公共善”何以具有优先性——“实用主义”政治伦理信念的正当性辨析

在有关社群共同体生活的政治伦理信念和道德价值之维的根据与合理性问题上,实用生义哲学基于公共善本位的“有效性思维”理论,用所谓“统一的经验整体”的理论,厘清了“社会”与社群“共同体”的合理关系问题.在政治伦理的价值信念问题上,实用主义致力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践整合,将社会正义视为社群共同体的最高德性,以此实现对民主共同体之生活模式的构筑以及“民主化了的个人形象”的实践塑造.实用主义有关正确划定“政治国家”和社群共同体边界的思想,对身处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等的社会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传统乡村共同体,但这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共同体"的解构与重构——由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引发的思考

德国社会思想家F.腾尼斯为概括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贡献了一对核心范畴“共同体”与“社会”,其初衷在于把“社区”界定为基于一个生死相关、守望相助、患难相惜、有无相通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已经衰落。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引导现有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用一种新的机制把他们再组织起来,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理论建构

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笔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社区的实质是关系模式,社区建设的关键是社区共同体性质关系的培养。重建社区是应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对解构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以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两种形式存在,社区建设就是建设地域共同体。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基于"身前身后的欧洲市民社会"提出了一种"共同体"理论。20世纪30~4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引入和消化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变迁和经济社会转型,开启了一条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之路,这对于推进当今学界"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亦有重要影响。     

教师共同体的泛化与反思

教师共同体(teacher community)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师学习及发展方式,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乃至泛化的趋势。教师共同体的泛化导致了一系列危机,诸如共同体概念模糊、结构不完整、功能衰退、意义丧失等。通过对教师共同体内涵及特征在共性和个性、自由化和集体化两个维度上的深入分析与反思,打破了对教师共同体浪漫化、理想化的理解,为此要重建教师共同体的理论及重塑实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