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以郑玄、王肃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儒学改造与创新所作的巨大努力。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对无锡经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兼论无锡的历史文化根基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确立了在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经学发展繁荣兴盛的程度,成为衡量历史上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重要依据。历史考察表明,历代以来,无锡的经学教育颇为兴盛,经学传播颇为广泛,经学研究论著和经学人才层出不穷,这充分反映出无锡是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具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厚实根基的。     

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

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奠基于他的“心即理”的哲学观,以及六经乃“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其解经学反对像朱子那样在解释“文义”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体”上体当,认为凡“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可以随心所欲地被重新解释,毋宁说王阳明的解经学旨在“求是”,他用“求是非”的内在理解标准来代替曾经十分流行的“论异同”的外在标准。“吾心”乃是非判断之终极根源,循此,自然就有了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解经学观点。历史地看,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不仅受到孟子“以意逆志”的影响,而且深受庄、禅“言意”“言道”之辨的熏染。以今观之,王阳明解经学的一些观点也蕴含了戴维森等人所谓“善意原则”和“人性原则”。     

中国经学与语言文字学

一、引言语言文字学过去通称为“小学”,而“小学”又被看作是经学的附庸,所以《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中,语言文字类的著作列入经部。本文试图对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关系以及从“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发展作一个概括性的评述。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法定的经典,是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     

人文化育经典常新——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27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七个议题。(一)关于经学史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的《从〈白虎通义〉有关“孝”的解释看皇权观念在经学研究中的渗透》,以《白虎通义》为出发点,考察了古代孝、皇权与经学研究的关系,对历来有关《白虎通义》一书性质的说法作了检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天宇教授的《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条列了汉代古文经学大师许慎《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援引今古文经说之例,提出早在郑玄之前许慎即已融合今古文,进而明确…     

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儒家经学与浮屠译经：中国两种阐释传统及其关系

[提要]儒家经学阐释和早期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阐释形态。儒家经学中“无达诂”的出现标志着阐释开始走向自觉,从“解经一字,洋洋千言”到“六经注我”的演变过程,完成了儒家阐释学的建构。文学阐释受经学阐释影响巨大,从“言志”到“原道”,从“原道”到“明道”再到“载道”的阐释准则沿革,是经学阐释主题变换的缩影;浮屠译经从“道其大概”到“文质彬彬”的演进,实现了道教民间信仰、儒家基本文艺观、文本形式再造参与下的多重阐释重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佛教内质的偷换。儒家经学与佛经翻译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待传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两种“阐释—接受”模式,亦构成了中国传统阐释学中水乳交融的时间智慧和空间智慧。充分把握中国固有的阐释传统,对于我们看待理论的中国面孔、现实指向、本土自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稷下学宫与汉代经学

经学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建构意识形态霸权之后的特殊产物。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在经学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黄宗羲与清初学术

在清初学术发展中,黄宗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以往学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其思想家身份的研究,而对于其复兴经学、修正王学的学术思想则关注不够,故学问家的黄宗羲面目稍显薄弱。黄宗羲不仅是深刻的思想家,也是扎实的学问家,其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张复兴经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修正王学,建立基于气本论的人性论;开启清代浙东史学学风,创设学术史著述体例。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