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中几个焦点问题的评析

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自然界演化的不同阶段出发,通过分析“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以及对“指数增长”到“零的增长”等观点的思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走向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和持续发展之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论生态政治哲学的价值中心转移——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60年代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业已跃升为当代全球性的“人类困境”。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和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发展．人们将生态环境纳入到伦理关系之中,生态政治哲学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生态政治哲学“原野”转向的考察、梳理,主要介绍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三个流派的观点,并对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彼此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了分析,旨在进一步指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哲学观的合理性。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和谐观视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本文从和谐观的角度，探讨了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立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新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生存的理由

旧人类中心主义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被确立起来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仅仅强调人的作为感性欲望的主体地位。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存危机的根源。而自然中心主义企图通过把“自然”作为伦理主体来看待,这虽然对克服旧人类中心主义有积极意义,但是,本身却违反了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一种超越自然中心主义的“新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作为“感性和理性统一”的主体来看待的,因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理由。     

从征服自然到协调自然——人与自然关系之重新审视及协调途径的探讨

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要缓解这些矛盾。必须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尽管观点殊异，但实质上不同程度地肯定了人在自然界的“主体”或“中心”地位。在自然界必须也只能倡导以人为“本”，而要巩固人类的“主体”或“中心”地位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基础。提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若干途径。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迈克斯韦尔和米勒对媒介的生态批判及其局限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和托比·米勒共同对媒介导致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认为，媒介造成了严重却易被忽视的生态危机，即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媒介产品通过强化消费主义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在“新国际分工”的逻辑驱动下，不仅边缘地区的体力劳动者遭到了严重剥削，而且电子垃圾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持续破坏。迈克斯韦尔和米勒拒斥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从生态伦理学维度对媒介系统的生态发展进行了积极构想“：绿色公民”熟悉媒介产品背后的物质生产过程，优先考虑地球以及其他居民，新型会计师则致力于探索全球媒介供应链中的环境和劳动条件。然而，在引入生态伦理学维度时，迈克斯韦尔和米勒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拒斥直接削弱了他们关于生态之构想实现的可能性。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反形而上学：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兼论形而上学的终结问题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海德格尔以其基础存在论,对西方形而上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同样被德里达指责为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当然,在德里达那里。仍然存在着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误读。虽然。在反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德里达比海德格尔更为彻底,但德里达也难以摆脱被解构的命运。在这里,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表明了一条永无止境的解构之途。     

“解构”新论——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语境中的解读

在这个德里达式的解构充斥着整个学术空间的时代里,文章试图用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即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阐释方法来重构“解构”,意在吸收德里达解构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解构体系。     

浅析德里达视野中的“书写”

“书写”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一个关键术语。他将书写视为语言之根，以此反叛语音中心论，主张一切都是书写；并以无意识中的心灵书写开启语言的自由的生命力；他进而透过有形的语言，进入无形的语言世界，以“总书写”来命名那种无形的宇宙的根本推动力。以其书写理论入手，德里达展示了解构主义冲破一元中心传统的力量。同时，德里达围绕着书写与书既相斥又相依、既悖离又返回的关系，完成其自我解构。这种自我解构策略，正是我们真正理解德里达解构观的重要途径。     

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阐释,把解构主义理论创建性地引入美国学界。在批评实践中,她不但精到地汲取《论文字学》中的解构主义精髓,并且进一步发扬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念。其贡献在于,借力后殖民批评的多元话语态势,立身于现实文化视阈,存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中,关注属下女性等弱势群体的生存样态,在事实上突破了德里达“文本外别无他物”的文字窠臼,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策略,将德里达的文字文本自身也进行了解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文本政治批评。     

现象学的问题如何发生--德里达对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解读

德里达对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有他自己的特殊理解,他研究了观念的历史,以及根据所形成的心理习惯构成的观念,当然,这也是观念对象构成的历史过程。发生是一个陌生的过程:在即将来临的历史中包含着一种中断。德里达描述了从某种确定的目的论返回到胡塞尔所新近确立的起源问题的运动结构。德里达研究稳定的结构与发生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德里达提出了关于解构的基本问题。     

解构理论"自由游戏"论辨伪

德里达是当今世界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哲学家和批评家。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内批评界普遍认为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否定中心、否定意义 ,只消解不建构 ,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本文以德里达的《结构 ,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等重要论著为根据集中质疑和反驳了上述评论 ,提出了与之相反的看法。     

从列维 - 斯特劳斯的“结构”到德里达的“解构”———读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

1966年,雅克·德里达在美国发表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开始进入了解构的时代.本文通过对德里达这篇文章的解读,梳理德里达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观点、方法以及目的上的联系和差异,进一步证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延伸,并再现了其思想价值.     

翻译与解构翻译的认知--读《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

本文对黄汉平<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一文的批评意见,主要从"语言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直译与意译","翻译与语言差异的问题"几个方面展开,以确立自己对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的理解.     

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历史轨迹与当代价值

德里达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第一阶段从1967年到1975年,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种外在的、谨慎的关系。第二阶段从1976年到1993年,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从解构走向同构,从怀疑走向肯定。第三阶段从1994年到2004年,德里达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现实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趋稳定。德里达马克思主义观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参考价值。     

同名异释：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的互动

列维纳斯与德里达是当代法国两个影响广泛的哲学家。列维纳斯是最早将现象学引入法国的学者之一,但他在部分保留现象学遗产的同时渐渐远离了现象学并提出了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基本构想。德里达在论题、方法和策略方面受到列维纳斯的持久影响。他也通过对列维纳斯的温和批评促进了列维纳斯思想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德里达还运用了自己精心提出的解构策略。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同一"、"他者"、"暴力"和"存在"等概念揭示列维纳斯与德里达是如何相互批评、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