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殖民化、话语商谈与福利国家的未来——兼论哈贝马斯与马歇尔、罗尔斯的区别

本文从福利的角度将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马歇尔、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哈贝马斯既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完全竞争的思想,也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他从以往物质和金钱的再分配转移到了通过文化、伦理层面的话语商谈提高全社会福利,通过话语商谈理论建立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使人人都生活在一个推己及人、情致意尽、惜老怜贫的美好世界。     

在风险社会中看社会运行成本

人的一切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消耗，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往往表现出对所有经济活动成本的关注，而社会运行成本却很少有人加以考虑。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史来看，社会运行成本一直处在不断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社会运行成本的增长也是风险社会降临的原因之一。造成社会运行成本持续的原因是多样的，可以计入社会运行成本中的因素也是多样的，虽然在每一个微观系统中所产生的成本都已在社会中进行分配或转移，但当这些成本汇总在一起的时候，必然要由与人类相关联在一起的自然界来承受。因此，一方面是社会因为运行成本的增长而出现了成本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导致了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将无法消化的社会运行成本重新反作用于社会，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在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时候，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就应当成为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自由、风险与责任——自由的风险生成及超越

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理想境界问题,是马克思自由观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用自由王国来表达他对人的个性发展的终极理想和终极意义的深切关怀。这一理想的实现取决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类追求自由的实践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发展又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自由风险的超越既取决于实践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一种新的自由风险责任观的确立。     

现代审美主义救赎刍议

现代工具理性文明对个体精神的物化作用催生了审美现代性，其思想的核心是，艺术对现实的否定与反抗作用能使个体产生一种内驱力，去质疑现代异化文明，寻得精神救赎并重新确立自我。然而，审美现代性把启蒙现代性置于绝对对立的位置，缺乏合理性；发轫于现代性中的审美主义却要消解现代性，否定了自身的存在；审美主义变成“精英”空谈，陷入固步自封、“自恋”的怪圈，丧失了对大众的救赎功能；艺术的泛生活化和货币化颠覆了审美主义艺术救赎的主旨。这就注定了审美主义无法实现救赎，现代人在寻求精神自由时无奈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贫穷治理与超越贫穷——读《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哲学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福利政策的实施,已经使美国福利政策转型为具有高度惩罚性和种族化的贫穷治理模式.这彻底转变了以前福利政策设计所遵循的价值理念、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此,三位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乔·萨斯、理查·福丁和桑福德·施拉姆在《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一书中,主要基于新福利政策中对穷人产生重要影响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项目展开分析,大胆质疑了其政策设计的合法性、公正性及其影响,重点强调了种族在其政策设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分析了贫穷与种族、福利、文化以及监禁的关系,提出关于消除贫困的政策处方.本文基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分析,进一步反思了美国的贫穷问题以及福利政策.     

新社会风险: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服务业崛起、妇女就业增多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风险,对以传统社会风险为主要考虑的战后福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新社会风险视角是对以降低福利支出、缩小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紧缩"政治的超越,它对转换社会政策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关注新社会风险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给定实在,抑或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

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中国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一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以及关于中国的种种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话语建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独立或脱离于人们话语系统的纯粹客观自存的"中国社会".并且,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歧和争论都属于这种话语系统之间的争论,但却被人当作了对于相关实在的争论来看待.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风险社会”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遭遇当今风险社会,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却有先见之明,预见到了当今世界风险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发展悖谬。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实践的异化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全球资本关系的资本逻辑是风险社会产生的内在动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是跨越风险社会的根本途径。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对当代风险社会之“罪魁祸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风险社会”之意涵,既是推动马克思经典文本深入研究的内在需要,又是防范化解“风险社会”语境下重大风险的应有之义。     

市场机制、个人自由和社会机会--阿马蒂亚·森经济学说评述

关于市场机制的利弊研究倾向于在规范的福利经济学中进行 ,以效用为基础的帕累托效率是评价市场机制的标准。但森认为 ,市场机制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更基础性的关系 ,在实质自由的背景下讨论竞争市场机制 ,可以得到机会自由弱效率。这个结果使市场机制的最优性得以扩展。然而 ,同以效用为基础来衡量市场机制效率一样 ,按实质自由来衡量市场效率也不包含分配公平、社会公正问题。要实现“基本能力的平等” ,市场机制必须和创造社会机会的基本社会安排相结合     

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社会加速化

人类在今天已被置于风险社会之中，这个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其中，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多社会风险，并在社会风险的积累中形成了风险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是平缓的，而工业化、城市化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进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用了几个世纪的光阴就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风险社会。也就是说，风险社会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系统性后果。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等，可以被看作社会加速化的主要动因。在人类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工业社会传统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再适用，反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寻求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即变革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方面，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许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欧洲民族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取代了教会的社会职能 ,并根据政权形式的变化、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 ,逐渐形成了现代的福利国家。要回答现代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必须了解 :一、民族国家外部条件的变化 ,二、民族国家内部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国家政权机构和合法性的变化。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履行现代社会职能的国家形态的本质特性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功能 ,并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为案例 ,分析了福利国家在内外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变化中的改革发展道路和方向     

在风险社会中重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工业社会因自我意识的生成而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分化,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在交往中建立起了由承认关系与竞争关系编织起来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自我处于中心地位,他人只是自我的工具,是自我用以实现其自在的路径.事实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结构化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了,并被复制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之中,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工业社会中,他人是自我的风险源,而自我通过中心-边缘结构又总是能够成功地把风险转嫁给他人,从而维护自我的中心地位.然而,社会风险的增加却使中心-边缘结构的转嫁风险功能陷入了全面失效的局面,自我与他人也因此而被卷入了风险社会之中.风险社会的出现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提出了重塑的要求,要走出风险社会,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共在结构.     

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策范式与实践: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

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和实践范畴，社会政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近年来，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贝弗里奇式福利国家，还是以德国为样板的俾斯麦式的欧洲大陆福利国家，普遍面临发展困境。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促进了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学习与政策范式的发展，并逐步走出了一条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具有历时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发展性，在实践中秉持渐进主义和适应性的基本原则，逐渐建构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将致力于建设一种普惠的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制，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风险的社会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研究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关于风险的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风险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的转向。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概述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根源，然后介绍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内容及其发展，还涉及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中的反身性问题，最后从马克思的实践论角度对风险社会的认识论进行了批判。     

试论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辩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完成工业革命，农业社会被工业社会所取代，社会财富与综合国力得到惊人的增长，但这个工业社会的弊病也暴露无遗。垄断威胁了自由竞争的存在，贫富鸿沟剥夺了多数人的自由与生存保障。２０世纪初就如何完善工业社会展开了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二次大辩论。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给这次大辩论以新的推动力。终于罗斯福总统宣告实施“新政”。新政意味着美国以政府干预代替自由放任，政府不仅要全面管理经济，而且是人民福利的保证人。美国开始成为福利国家     

“社会排斥”概念：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概念逐渐替代贫困概念，成为国际公共话语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主流，影响着世界发展模式的变化。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排斥概念的现代语义起源于法国，而后通过欧盟的贫困项目及其组织传播到其他欧盟国家，最后逐渐被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纳。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相对性、累积性、空间性等多重特征，它与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概念与话语相关，但是又与这些概念并不等同。在实际运用中，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人们往往也对社会排斥的具体定义作不同的界定。此外，受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学科传统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排斥的话语和研究范式。这些话语和研究范式影响着当前人们对社会排斥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     

消费社会:人类千禧王国的到来还是新一轮困厄的开始

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类社会是进入到富裕、自由、民主的千禧王国,还是陷入新一轮发展困厄的开始?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仅仅是对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工作中缺乏获取尊重和自我实现途径的补偿,因此,消费社会的富裕、平等、民主仅仅只是表象而已,消费社会并不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同样,消费社会中,个体通过对广大媒体的认同来履行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奉行一种重视外在形式、不看重内在实质的表现主义价值观,如何更好地促进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何建立一种与富裕社会相适应的消费文化,创建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社会,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风险社会对参与决策的拷问

在工业社会中,决策使“凡事预则立”真正落到了实处,人类亘古就有的为行动事先谋划的追求得到了决策的充分诠释。在20世纪中,随着管理学的出现和人们的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决策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并形成了一门被称作“决策科学”的学问。它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既有的决策方式还能不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参与决策以及协商民主决策是否可行,就是一个不得不加以研究的问题了。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行动和决策所面对的是偶发事件,而且回应时间非常紧迫,决定了模式化、程序化的参与决策都必然存在着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替代性的决策方式。风险社会中的决策方式是一种“感应性决策”,是基于对风险、危机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因素的直接感应而做出决策的方式。     

福利三角结构视野下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当前法律援助的主要矛盾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存着在巨大差距。而关于法律援助的研究多从法学角度作出,法律援助可以体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在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在法律援助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相应的研究却较少。借用社会政策研究中的福利三角范式,可以探讨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提供法律援助方面的作用以及三者的冲突与协调,以求最终实现福利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