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转型期完善社区治理与协动机制的再探讨

伴随着社区“硬件体系”的日臻完善,社区软件支持体系建设开始提上议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通过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改善社区工作基础,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社区治理模式,逐步实现政府调控与社会协调相互联动的机制、使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功能互补、政府管理资源与社会协同动力良性互动的新社区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软法视阈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建构

软法研究的勃兴在于国家与社会之于公共治理学说的理论共识以及公共治理现实的实践探索。作为国家治理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与软法不仅在概念层面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而且在现实层面发生了有效互动：软法的灵活易变性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动态复杂性相协调、软法的整合功能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合作特性相契合、软法的认同性约束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协商相配合。这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表现在健全规则供给机制、创新信息沟通机制、构建主体协同机制、建立协商对话机制、完善实施保障机制等方面。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综述

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单位制理论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社区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关系等方面。围绕社区治理结构,学术界提出三类模式,即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外国人是如何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

所谓社区公共事务,包括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社区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在宏观上,凡是在国家治理范围之内,按照属地原则分担到社区,以社区为单位去组织、协调、运作的公共事务,就属于社区公共事务;在微观上,社区经济、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社区体育、社区文化五大方面的资源以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是传统的社区公共事务。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独立出来的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等也属于社区公共事务。国外社区公共事务的几种治理模式 “社区自治”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模式,主要表现为政府采取间接的方式对社区公共事务…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社区治理中民间法的文化内生性规范作用及改进

民间法具有地域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一种内生文化性规范。社区治理是民间法作用的一个重要场域。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具体的存在形式有日常交往习惯、与特定文化传统或民族节日有关的仪式或习俗、婚丧等的特殊事件和日子中的仪式要求或行为准则、民间商业或交易惯例,以及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一些仪式、禁忌或习俗等。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指南针""粘合剂"和"传输器"等作用。改进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应当从规范合作的视角改进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联结关系,促进民间法与社区治理公共政策和软法等规范形式的良好互动与衔接,并强化民间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区治理中的存在。     

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和应对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有必要依托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社区,实现对所有人群管理与服务的全覆盖。城乡社区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有整合居民利益诉求、维护社区公共安全、推进居民民主自治、化解社会风险等,但上述职能在实际运行中受到社区社会管理价值取向、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有必要健全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实施社会管理的制度性规范体系、多途径矛盾纠纷调处联动机制,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本质上兼有政府治理与团体自治二元属性,应在政治上施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自治架构,经济上培育农村经济性社会组织,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农村社区自筹为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据农村营利事务和农村公益事务的差异而实施分类管理,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形成社区自治、政府治理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级治理单元,在规制方法上实行乡规民约与法律并举的规则治理,同时倡导礼治社区的文化治理、网格化的信息治理、契约化的社区自治和美好农村的环境治理。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基于公共治理理论在社区中的应用

社区自治是目前社区建设的热点话题,然而社区自治在我国当下究竟是否可行却值得深思,因此,我们应该从社区的性质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论证社区自治的缺陷,并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社区建设,从而探索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即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各司其职,同时又相互依赖。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

自治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旨在形成网状社区自治结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重心下移的幅度远远超过其水平放权的程度。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探析--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