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风“还醇”之典型个案———徐枋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论

以民族气节享誉于世的明遗民徐枋，在文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在散文创作取向上，徐枋主张本六经之旨意、重史迁之笔法、求和平之风貌，并能将之深入贯彻到实践之中。徐枋散文创作与清初“经世致用”、淳净雅洁的文坛风尚是同步相应的，很好地体现了清初文风还醇的趋势，堪称为解读这一时段散文风尚的典型个案。     

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

姚江黄氏与虞山钱氏是世交,博学擅文的黄宗羲经由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奖掖推扬,声望日隆。对于钱谦益的提携之恩,黄宗羲甚为感念,但是黄宗羲的古文追求和审美好尚均与钱谦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钱氏古文理论继承批判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古文理论,并以宏富的创作实绩赢得了钱谦益与其他古文家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继钱谦益之后领导群伦的新任文坛盟主。     

清初遗民寿序的新变及其意义

自明代中后期到清初,寿序创作日渐兴盛。遗民群体对其发展中出现的不良趋向予以针砭,并号召摒弃应酬积习,端正写作态度,取法明人特别是归有光之作,试图改弦易辙。他们在寿序中寄托易代之悲和故国之思,论列世道人心与学术词章,又借鉴其他文体的技法,破体为文,使寿序品格得以提高,表现功能得以扩大。两者形成合力,推动了寿序的新变,也成为清初文学思想演变的重要表征。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受其时古文创作观念的浸染,又与寿序写作对象的扩大及创作方式的转变息息相关。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虞山派是清初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本文考察了诗派概念形成、诗派阵容 ,并从文社、藏书传统、琴画艺术等方面论证虞山诗文化圈的存在 ,使这一诗派形成的实况得到揭示 ,由此亦可了解虞山派的诗学倾向和创作风格。     

清初诗坛中坚:遗民-性情诗派

本文在全面清理现有研究成果和考察当时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认为 ,清初诗坛存在着宗唐、宗宋与性情三派 ,其中性情一派的主要作家就是遗民诗人 ,遗民诗人所领属的性情诗派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体现了时代主旋律 ,而且事实上成了清初诗坛的主流     

清初人论竟陵派平议

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

陈维崧提出的"词史"理论,借鉴了宋代以来关于"诗史"的理论探讨,适应了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趋势,同时也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及时总结了明遗民的创作经验,将词赋予存史与补史的意义,富有现实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和以往词学的发展相同,这一理论也是向诗学中寻找资源,但却与当时诗学的探索同步发展,使得词学原本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变,也使得词进一步在整体意义上具有了更深厚的抒情诗内涵,因而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词史"理论不仅顺应了清初词坛尊体的大趋势,而且试图反思历史,对宋元之际的词创作、特别是以<乐府补题>为代表的宋遗民创作细加体会,在"后补题"的唱和中开拓出新的风格.而清初大量的以文为词的现象,发扬了苏轼、辛弃疾的创新精神,则与这种理论互相呼应,成为它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     

清初戏曲家嵇永仁生平初探

嵇永仁是清初戏剧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的戏曲家。他多才艺,工诗文,善医学,精通音律,酷爱戏曲,著有杂剧《游戏三昧》《续离骚》,传奇《珊瑚鞭》《布袋禅》《扬州梦》《双报应》,在戏曲创作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清初"三藩之乱"中,嵇永仁舍生取义,以气节著称。     

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

清初异姓封王原只是清廷招降汉官的政治招牌,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封王所具有的政治诱惑促动了一批动摇的故明文臣武将弃明投清;这对于推动清初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异姓王在清初征战中,也渐成"坐大"之势,并直接危及望权和清初业已形成的一统局面,至康熙朝只得用武力废弃异姓王制度。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叙事、审美、立意:也谈《秦腔》的文备众体

由于酷爱古典传统文学艺术,贾平凹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继承古典文学文备众体的表现传统,形成了《秦腔》文备众体的文体特点。以穿插在文本中的诸文体为研究对象,条分缕析出这些文学艺术碎片在文本中所承担的叙事、审美、立意功能,立体呈现作品独特的文体形态,发掘其在贾平凹写作中的美学价值与文体意义。     

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

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样式,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从其产生之初,便引发学界对其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质疑,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媒体批评是顺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批评类别,无论对其持否定意见还是肯定性的认可,都值得当下文学批评家所关注并思考。文章试图对媒体批评进行学术性界定,并将其置于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对其价值作了深刻的思考。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文坛巨匠对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有催化助长之功 ,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汉代拟作的文体意义

拟作是汉代文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被拟作的。汉代拟作促进了文体的定型、文体的创新和文体理论的发展,体现出汉代鲜明的文体自觉性,是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世俗·媚俗·通俗--世纪之交文学纵横谈

"俗"是近年文学评论界涉及最多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的整体创作倾向看,"俗"文学的地位已经取代了"雅"文学.自新时期,文坛历经世俗、媚俗、通俗相交融的过程,但这并非文学的倒退,而是文学回到本真状态的体现.历代文学经典的产生正是在文学大潮的大浪淘沙中出现的.大雅大俗的文学既受读者的欢迎,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树”立的六朝:柳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

在六朝文学中,柳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象,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桓温的攀条折柳,到张绪的如柳风姿,都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除了陶渊明之外,六朝文学尤其是诗赋创作中,不乏咏柳的篇章,并已经引起了学界不少的讨论。本文特别注意的是,这些作品连同其中的柳的文学意象,是如何经过后代文人的淘洗与拣择,其所具有的六朝特性得到凸显,而另一些方面却被简化或遗忘,并形成自身的文学表现传统。本文最后以清人一组《秦淮枯柳倡和词》为中心,讨论这组词在承继并强化这一传统、进一步塑造、丰富并稳固六朝柳这一文学经典意象中的作用。     

“志人小说”非小说论

由鲁迅先生拟定而为现当代学术界一致认同的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志人小说”，究其实质不能算作小说，因为无论以古代还是现代的文体标准衡量，此一文体类型都不具备完整的小说特征，而应属笔记野史性质。     

诸体相济共存与韵文文体演变

中国韵文文体演变中新旧诸体的相济共存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人类自然而本能地接受文化遗产的一般原因,汉民族尊古崇圣的文化心理结构之特殊原因,矛盾同一性所构成的哲学原因,是诸体相济共存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诸体的相济共存对韵文新文体的形成与完善,旧文体的重构与复兴,乃至韵文艺术的长期积淀与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