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的解读沿革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译者这一主体却总是被忽略。在阐释学理论的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基于此,以阐释学主要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的主要思想为理论发展脉络,分析阐释学框架下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解读。研究发现：施莱尔马赫首先看到译者的主体作用,伽达默尔和斯坦纳则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描绘了译者的能动性。     

从哲学阐释学角度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道德经》两英译本为例

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观和视界融合出发,以《道德经》两英译本为例,对中外译者英译《道德经》时的不同理解进行客观的、合理的梳理,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并肯定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理论对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指导作用。     

阐释翻译理论与译者的主体性

阐释学认为,翻译就是理解和阐释的过程。这一理论使我们看清译者主观性存在的必然性。伽达默尔指出,译者既是读者也是阐释者,所以其理解与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与翻译理论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他的阐释翻译的四个过程,即信赖,入侵,吸收和补偿。     

论本体阐释的“公共性”与公共阐释的“本体性”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阐释学和中国古代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上提出的一种哲学阐释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的"公共性"特征为公共阐释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为根基以及对确定的认知真理性的追求则弥补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在解决阐释结果确定性问题上的不足。本文认为,公共阐释论亦属于本体论阐释学范畴,其"本体性"主要体现在阐释的生成性、整体性、真理性特质。建立公共阐释论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必要性。     

阐释学的视域融合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观点揭示了人类理解的本质,认为人们的历史性意识使翻译的过程成为译者视域和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本文根据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等阐释学原则,对比分析了《飘》不同译本的译文片断,说明不同时代的译者和原作有不同视域融合结果,文本意义由此而延续发展。     

被“事后阐释”虚无化了的“事中”之时-空——依据审美时间哲学对伽达默尔节日论的细读与语法诊断

审美阐释学的对象是审美生活,且是原发性的,而不是反思性的;是事中的,而不是事后的。自审美时间哲学来看审美生活,其时机、时态、时体乃原发、事中状态之根本。就伽达默尔《论美的现实性》一文中的"节日论"来看,其审美解释学的贡献在于:揭示与部分解决了审美共同体的时间体验、时间结构与艺术作品的整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缺陷在于:在"节日生活"描述中掺杂了过多"事后"反思,这既减弱了审美生活的意义,也削弱了其兴发的"时机";同时他也显著地缺乏审美生活的"时体"思想及其陈述语法,更欠缺把审美生活作为"流畅"的域状时间意识与艺术作品的空间性整体构成进行统整叙述的时-空语法。他所构想的反思性的"事后阐释"把艺术生活的时空特性虚无化了。本文在辩证分析伽达默尔审美阐释学思想优劣的基础上,对其陈述进行了语法诊断并提出了基于审美生活原发的"事中"状态建构审美阐释学的设想。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刻影响.     

隐身于译者主体性后的"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理论中的"视域"和"视域融合"是重要的阐释学概念,"视域"由主体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等因素构成。在翻译中,原文作者与读者(包括译者这一特殊的读者)由于各自的"偏见"导致不同的"视域"。而"视域融合"是原文文本和读者一译者不同的"视域"彼此融合的过程和状态。伽达默尔对"视域融合"的阐述是哲学的、宏观的,本文则从原文文本和读者—译者的不同"视域"出发,廓清"视域融合"理论在翻译学框架中的意义,并重构其过程及结果。     

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理论下的翻译主体间性研究——以林纾译作《黑人吁天录》为例

从翻译的主体间性视角来看,翻译实质是一项涉及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如何处理好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是目前翻译理论的重点之一;伽达默尔提出的“视界融合”这一哲学解释学原则恰为这种认识提供了理论基础,翻译不再是单一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多个翻译主体间跨时空的交流;林纾的译作《黑人吁天录》恰到好处地完成了翻译的历史文化使命,是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典型译作。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德里达翻译思想中原文和译文关系初探

“继续生存”是德里达论述译文和原文关系时的一个核心概念。多数学者都把它完全等同于沃尔特·本雅明的“以后生存”。以此为切入点，对德里达的“继续生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在同“以后生存”的比较后指出，“继续生存”体现是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结合体，是断裂的连续；而本雅明的“以后生存”体现的则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断裂。“继续生存”虽然源自于“以后生存”，但绝不是它的简单复制，而是它的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生存。此外，在“继续生存”中体现出的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是一种独立中的联系，或断裂中的连续关系。并据此指出，有些学者认为在解构主义译论中译文和原文无相似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任弼时群众思想探析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群众方面的思想精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相信群众力量"、"代表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学习领导群众艺术"、"善于向群众学习"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内容。     

澄怀味象——宗炳的本体论艺术直觉观

＂澄怀味象＂是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学、美学命题。＂澄怀＂是对老子＂涤除＂、庄子＂心斋＂与＂坐忘＂的审美心胸理论的继承,其涵义体现了宗炳对艺术直觉特征的确定;＂味象＂的涵义则体现出宗炳艺术直觉思想的本体论,从而揭示宗炳的艺术直觉思想在中国古代艺术直觉思想史上的地位。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中国宪法实施与法治思维——来自宪法事例的声音

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一直与宪法事例存在实际的联络,对典型宪法事例的归类分析中可以看出法治思维的必要。依循传统的权利分类,"个体"思维、程序思维、公法思维、"唯法"思维可以成为首尾相顾的权利保障思维体系,而更广泛的宪法事例解构可以为强化宪法实施的法治思维之变现提供直观反馈与技术支持。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有关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协调问题、诗歌的可译性、译者的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地位和文学翻译的接受效果等。宇文所安的译文既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又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当代美国的传播。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与诠释均以意义问题为核心,是融合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有机整体.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翻译与诠释领域出现了“过度翻译”与“过度诠释”的现象.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文本意义为中心,分析诠释过程中“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三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这一思想给予翻译研究重要启示.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应以“作品意图”来限制译者诠释的限度,综合考量翻译内外各项主客观因素,避免“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