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从“忠实”到“理性多元”：翻译标准的构建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其核心是“忠实”翻译标准。但后现代解构主义认为意义不是原先固有的,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这在理论层面上彻底解构了传统译论的核心,但它并未建构出新的翻译标准。后现代建构主义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认为交往合理性应包括“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社会交往活动,应遵守这一交往合理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理性多元”的翻译标准。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译界，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本文试图从伽氏的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论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将“忠实”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本文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关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忠实与否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翻译中的叛逆

传统译论注重标准的厘定和对标准的遵守。因此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原著与译作之间的文本对比之上，所遵循的翻译最高准则是“忠”。然而，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译要受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及语言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翻译实践中，绝对的忠实只是人们的理想，“叛逆行为”总是客观存在的。文章从描写翻译理论出发，结合翻译实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     

诗歌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多元取向——以朗费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翻译为例

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作。“忠实”标准适用于诗歌翻译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朗费罗的一首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翻译表明，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者对诗歌的各种内容与形式因素价值评判不同，“忠实”这一标准的取向是多元的，译者对这一客观标准的主观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风格。     

倾听“他者”的声音——试析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批评对翻译研究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理论研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打破传统理论封闭、静止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等值”、“忠实”等先验性标准和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者在这一潮流中,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动摇和解构传统理论和话语霸权的思维模式及其深层结构,而且在不断改变自身“边缘化”、“他者”地位的同时,积极参与具有多元结构、多种声音的崭新翻译理论的全面构建。     

翻译的形而上——论“忠实”之于翻译的本体论意义

当前译界大兴解构之风,而被解构得最多的则是翻译的"忠实"标准。"忠实"是翻译理论家基于经验又超越经验提出的理想标准,虽不能完全见诸现实,但对于翻译本体的研究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伽达默尔解释学看文学翻译标准

两千多年来,传统的翻译标准一直坚持忠实的原则,即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中通过对理解和解释的哲学分析,表明作者的原意根本不存在,而且新意义也在不断地生成,从而证明忠实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文学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相关概念辨析——译者行为研究（其七）

译者行为研究是对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角色化）的研究,译者的角色化之于译文上的表现需要通过构建评价模式加以描写和解释,而＂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具体化的产物。该评价模式与译者行为的研究和评价涉及一些概念,廓清其中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如＂求真＂、＂忠实＂和＂求真-务实＂、＂忠实＂和＂忠实度（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忠实＂、＂忠诚＂和＂原文＂、＂原意＂等,纠正传统认识上的一些偏颇,有益于该评价模式的不断完善。     

“雅”字“正”解——重新审视严复翻译标准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一直影响和指引着一代代人的翻译实践，同时也被许多学者作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对“雅”字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结合我国翻译的现状及古籍对雅字的论述，“雅”在当代应该理解为“正确（correctness）”，才能在当今的翻译实践中发挥其真正的指导意义。     

关于翻译标准“忠实”矛盾性的探讨

翻译标准"忠实"在中西方翻译界几乎得到一致认可。然而,中外学者又普遍认为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忠实。英汉语言差异及中西文化差异是翻译标准矛盾性存在的主要原因。虽然没有纯粹忠实的翻译,但"忠实"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阶段性的、相对的忠实还是可求的。     

有关“信顺说”翻译标准的两大论争探源

上世纪30年代中国传统译论存在着有关“信顺说”的两大论争——鲁迅和瞿秋白以及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争。论争围绕翻译的标准问题展开,但是论争背后却隐藏着多种动因。阐述了这两大论争的进程、主要论争焦点以及论争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并探究了论争背后的主要根源。认为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来评判以往的翻译论争,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学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全面看待学者之间的争论。     

“认知语境”与“翻译表诀”——关于“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探讨

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根据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通过对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对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认知语境"进行分析,探讨翻译标准的原则问题.有关翻译标准与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翻译标准与原则问题,是在"认知"与"表达"上的不断争论与妥协.翻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认知程度的不同决定翻译的水准高低,表达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认知的差异.从"认知"角度来说,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存在个体差异,翻译似乎无确定的标准,然而,归根到底,译者在"认知"基础上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不能离开"准确"和"忠实"这个根本."准确"是对译作的效果而言,是相对的,"忠实"是对译志的态度而言,是绝对的.     

口译的"忠实"

对“忠实”作为口译标准进行了研究。通过探讨理想口译的内涵 ,指出译员在口译中既要充当语言媒介或桥梁 ,又必须扮演好口译者本身的角色 ;这就要求译员有时必须完全“忠实”地口译 ,有时则不完全“忠实”地口译 ,有时甚至完全不“忠实”地口译 ;“忠实”对于口译只是相对的。     

翻译的标准新探

受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影响,"信、达、雅"这一经典翻译标准遭到解构和质疑。本文重新对"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进行分析,指出其在提出百年后仍适用于当代翻译实践。另外,本文认为,"信、达、雅"可以随着时代的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发挥译语优势"使"信、达、雅"更有现实和现代意义。     

“忠”、“信”的旧论和新说

对于"信"和"忠实"的讨论自翻译活动存在就一直在进行,随着翻译实践的扩展以及理论思考的深入,人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回顾了翻译史上对"信"和"忠实"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学人对此更为辨证的思考,并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几个能动要素,对"忠实"和"叛逆"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