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

严复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之目的,"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同时,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并没有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主要源于其西学救亡的翻译动机和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     

美学视野中的“信达雅”

“信、达、雅”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百余年来在我国翻译界反复激起波澜,这说明“信、达、雅”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信、达、雅”否定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是因为我们对于“信、达、雅”缺乏认识上的引导。文章认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能展现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这其中就有其天然的美学内涵。     

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及其哲学认知

翻译中"信达雅"的标准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如何正确理解其内涵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值得肯定。应该用哲学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来理解"信达雅"原则。"信"和"达"是基础,"信"得贴切,"达"得恰当,便产生"雅"的风格、"雅"的神韵。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尔雅"的审美之维

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尤其是有关"雅"的标准,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研究了各种对严复"雅"字翻译标准的评论,结合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言(象)意论、"美善统一论"观点,认为严复求雅的翻译旨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使然,但作为翻译标准,"尔雅"的内涵应该重新界定为对原文风格的忠实.     

质疑"信"、"达"、"雅"

长期以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我国广大译者奉为翻译标准,被认为是译界的金科玉律.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信"、"达"、"雅"提出质疑.首先,认为"信"达"雅"不能称之为翻译理论;其次,指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适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质疑"信"达"雅"的经典地位,并提出人们不能盲目推崇"信"、"达"、"雅",而应该拓宽视野,借鉴西方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把中国的翻译理论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标准的发展轨迹

早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述和意译风气盛行,虽然"信达雅"自提出后在晚清有较大影响,但实践者往往把"达"抑或"雅"放在首位,翻译主张和实践相脱节.伴随文学翻译中文学意识的自觉,"信"的标准被提出和实践,但译者往往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刻划.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随着翻译文学价值不断得到认可,文学翻译标准被屡次提出.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实践的检验,"信"的内涵得到拓展,"达"的地位得以确立,文学翻译总体呈现出由重形似向重神似发展的趋势.     

宁信不顺——管窥鲁迅翻译理论之“直译”法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学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学表达出来;把代表语言文学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学表达出来。鲁迅提出的"直译"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独树一帜,其"宁信不顺"这一翻译原则是在当时张景深所倡导的"宁顺不信"的背景下提出的。实际上对于翻译标准,鲁迅先生也是主张"信"与"顺"二者相兼顾,要想翻译一篇好的文章,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外语功底,还要学习他国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发展,使直译与意译互相补充,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真正做到"信、达、雅"。     

从改写理论看严复翻译中的不“信”——以严译《马可福音》为例

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他的翻译中出现了大量不"信"的翻译,这与其"信"的原则相背离。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严复"信"的标准是受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三大因素操控的,其翻译活动是在三大因素操控下对原文的改写。     

翻译标准的适用性——以数字翻译为例

数字在不同的语言中都存在,但是,在翻译时却不能完全套用＂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不同的语境中,数字的语用意义不尽相同,若以功能对等的标准来衡量,则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雅”字“正”解——重新审视严复翻译标准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一直影响和指引着一代代人的翻译实践，同时也被许多学者作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对“雅”字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结合我国翻译的现状及古籍对雅字的论述，“雅”在当代应该理解为“正确（correctness）”，才能在当今的翻译实践中发挥其真正的指导意义。     

文章语言的真善美——信达雅

近代严复提出的翻译语言"信、达、雅"的原则,也堪为写作文章运用语言美学准则的经典概括,并正与当今我们追求的真、善、美的基本精神暗合.它们三者各有丰富的内涵,其间又存在着一种渐次升高的层级系统性.文章语言应当以真(信)为基础,包括语言表述要和运思成果高度相符,运思成果要和客观实际事理高度相符的相关层面;应当以善(达)为核心,包括通畅和新异、繁复和简洁、鲜明和婉转的辩证要求;应当以美(雅)为上品,包括感性美和理性美、华丽美和朴素美、阴柔美和阳刚美的不同范畴.只有这样,文章语言才有根基,有功用,有品位.     

一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及其特点

20世纪一百年中国的文学翻译论争可以分为十大主题,总称十大论争,即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转译与复译之争、"处女"、"媒婆"与"奶娘"之争、神似化境与等值等效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艺术论和科学论之争以及建立"翻译学"的论争。通过对上述事项的梳理、总结和评述,我们简要归结了十大论争的基本内容,并从论争的纵向演进、论争方式、论题的"泛文学化"等方面总结了十大论争所呈现的基本特点。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从法律英语词汇的特点看《物权法》的英译

作为正式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文体,法律英语在词汇方面有它自身的特点,如措词准确和古体词、名词化结构和词语重复结构的使用等。因此在进行法律文件的汉译英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尽量地使译文词汇具有上述特点以实现＂信＂、＂达＂、＂雅＂。文章从这些特点出发,对2008年北大法学院翻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的一些译文进行分析,指出不恰当之处,提出修改建议。     

伍光建译著特色及其影响评述

从中国近代翻译出版史的角度,对伍光建译著影响进行介绍、分析与比较,揭示了伍译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节译、突出原著精华、以“信”统摄“达”“雅”、尽力顾及读者接受能力等特点。有助于更好地评价伍译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广告翻译的目的论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翻译行为日益趋向多元化,在传统的翻译理论框架内难以充分地解释各种复杂的翻译行为,传统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也已无法完全适应广告这种特殊文体的翻译。功能派的翻译理论———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它遵循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从而修正了传统的"信、达、雅"原则,确立了新的广告翻译原则,给广告翻译注入了新的活力。     

论中国英语与时政术语的汉英翻译

时政术语英语翻译时要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来翻译。根据其不同内容、不同用法可以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或翻译方法,尽量避免中式英语,让译文更接近“信、达、雅”的境界,从而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有关“信顺说”翻译标准的两大论争探源

上世纪30年代中国传统译论存在着有关“信顺说”的两大论争——鲁迅和瞿秋白以及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争。论争围绕翻译的标准问题展开,但是论争背后却隐藏着多种动因。阐述了这两大论争的进程、主要论争焦点以及论争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并探究了论争背后的主要根源。认为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来评判以往的翻译论争,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学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全面看待学者之间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