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标准新探

受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影响,"信、达、雅"这一经典翻译标准遭到解构和质疑。本文重新对"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进行分析,指出其在提出百年后仍适用于当代翻译实践。另外,本文认为,"信、达、雅"可以随着时代的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发挥译语优势"使"信、达、雅"更有现实和现代意义。     

美学视野中的“信达雅”

“信、达、雅”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百余年来在我国翻译界反复激起波澜,这说明“信、达、雅”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信、达、雅”否定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是因为我们对于“信、达、雅”缺乏认识上的引导。文章认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能展现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这其中就有其天然的美学内涵。     

"尔雅"的审美之维

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尤其是有关"雅"的标准,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研究了各种对严复"雅"字翻译标准的评论,结合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言(象)意论、"美善统一论"观点,认为严复求雅的翻译旨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使然,但作为翻译标准,"尔雅"的内涵应该重新界定为对原文风格的忠实.     

质疑"信"、"达"、"雅"

长期以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我国广大译者奉为翻译标准,被认为是译界的金科玉律.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信"、"达"、"雅"提出质疑.首先,认为"信"达"雅"不能称之为翻译理论;其次,指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适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质疑"信"达"雅"的经典地位,并提出人们不能盲目推崇"信"、"达"、"雅",而应该拓宽视野,借鉴西方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把中国的翻译理论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严复翻译策略的目的论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严译八大名著”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严译标准“信、达、雅”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度被奉为圭臬,但也不乏怀疑甚至批评。本文首先介绍了翻译目的论,接着运用目的论的“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这一基本原则分析严复翻译西学所采用的策略,指出其翻译策略内在的目的性,同时试图从目的论角度解释“信、达、雅”之争。     

论严复翻译三标准

针对翻译界对严复翻译理论"信、达、雅"所存在的偏见进行了反驳,提出严复翻译三标准存在的合理性.并指出对待这一理论的正确态度.     

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及其哲学认知

翻译中"信达雅"的标准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如何正确理解其内涵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值得肯定。应该用哲学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来理解"信达雅"原则。"信"和"达"是基础,"信"得贴切,"达"得恰当,便产生"雅"的风格、"雅"的神韵。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从改写理论看严复翻译中的不“信”——以严译《马可福音》为例

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他的翻译中出现了大量不"信"的翻译,这与其"信"的原则相背离。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严复"信"的标准是受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三大因素操控的,其翻译活动是在三大因素操控下对原文的改写。     

从社会诗学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通过阐述社会诗学因素与严复＂信、达、雅＂的关系,表明社会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严复译必求“雅”翻译考论

对于严复的翻译,学界一般考察其翻译理论主张,即信达雅,或者考察其翻译中所出现的中西不协调现象,并针对英文原文与译文具体考察之。但对于严复译文求“雅”的动机却少有考论,不对这种译必求雅的动机进行考察,就难以全面评价严复的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利用本土的文言译介外来思想,雅训的古文笔法充分表现出其译著的“古文学”性来。严复在翻译中,力求信、达、雅——其实,更确切地说是,出于阅读对象的设定,雅才是严复翻译的最高要求,而信与达,只是一种翻译理想,其实在其翻译中未必能实现。     

奈达翻译理论中的尴尬

尤金·奈达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奈达译论中存在明显的偏颇和不足，集中反映在他的“动态对等”、“读者反应”、“语言表现力”、“翻译即交际”、“翻译‘三性原则，”等新概念上。这种偏颇和不足的根源在于他学术经历、翻译实践和价值标准的局限性。     

纽马克翻译理论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体现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主要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他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表达文本、信息文本与呼唤文本，不同的文本应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本文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进行详细的解读，并运用英汉翻译实例对其翻译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解。     

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的李霁野诗歌翻译研究——以李霁野的译著《妙意曲》为例

李霁野是我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译著丰硕,但目前学界很少有学者考究李霁野的译介活动。鉴于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可操作性,从“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考究李霁野的诗歌翻译,以其译著《妙意曲》中的诗歌翻译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其诗歌翻译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所彰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及其采取的翻译策略,希望能为李霁野的文学翻译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左右逢源,炉火纯青--许渊冲先生古诗英译关键技法初探

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英译实现了他所提出的"三美"目标,他的翻译艺术精湛老到,炉火纯青,远非其"三化"之方法所能概括.文章拟对许先生在古诗英译方面的独特技法和策略进行小结和分析.     

图里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使命研究

作为特拉维夫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图里受埃文.佐哈尔及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翻译观点。在他的翻译理论中,关于翻译和规范的关系的见解更是独树一帜。图里提出了翻译模式中的规范概念,分别是原始规范、预先规范和操作规范。译者从翻译之前到翻译活动结束主要受到原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制约,这两种规则如同线的两端,而译者的使命则是在两端间动态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规则。探讨译者在规范的影响下的使命将会让翻译理论同翻译实践更好地结合,有助于二者的深化和发展。     

大汉风神只此鲲——试论傅雷的翻译观

傅雷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伟大翻译家。文章根据有关傅雷的各种第一手材料,特别是依据傅雷通信留下的文字,深入傅雷的内心世界从神似与形似问题、译者的修养问题和翻译的语言问题三个方面全面地阐述和理解傅雷的翻译观。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王小波作品英译的译介研究

王小波在国内文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在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却无人知晓。其作品英译《王二的爱欲枷锁》的顺利出版改变了这一现状。从译介角度来看,王小波作品英译的翻译主体、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推广机制、翻译批评呈现出引人深思的特征,也为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参考。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翻译观及其启示

伽达默尔是现代阐释学理论的主要代表,其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这三个原则中。他的思想对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思想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并就其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作初步探讨。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沉重的翅膀》译者主体性研究

改写理论视角下,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通过分析葛浩文翻译的《沉重的翅膀》在以上三种因素制约下对原文的改写,总结出葛浩文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特点,进而发掘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改写理论视角下可操作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