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从《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看译者创造性叛逆

由于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处理,即"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接近和再现原作在翻译时所做的主观努力,并且为了达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体现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通过对两译本的剖析,从而对译者创造性叛逆有更深入的理解。     

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创造性叛逆解析

翻译的文化转向是站在文化的高度看待翻译,从这个角度看,叛逆式翻译是客观存在的。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译本在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创造和照顾读者理解等方面体现了创造性叛逆。文化因素和读者因素是叛逆式译文的根源。创造性叛逆有利于拆除文化交流的壁垒,但在理论上,译者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叛逆,因为这种叛逆式译文不利于读者对原语文化真相的认识。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受到时间、空问、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往往表现出某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有多种体现,最具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是个性化翻译.承认创造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创造性叛逆应是在忠实原意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中英诗歌互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及产生原因

翻译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叛逆产生的过程,诗歌形式精炼、意象丰富的特点使其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对原文信息的增减和意译,其原因与译者的文化背景、个人风格和不同语言间的根本性差异密切相关.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意识形态和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翻译的关系、创造性叛逆与翻译的关系,并且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阐述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政治宗教促使的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导致的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引起的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译者有可能克服这种影响.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