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科学技术看中医存废之争

中医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从俞樾的《废医论》到余云岫的“改造中医”,再到现在有些学者说“中医是伪科学”,历时已逾百年。由于“废除中医论”者坚持的论据——“中医不科学”,纠缠着传统文化、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三个因素,因而论争双方各执一端。本文一方面指出“废除中医”的论点是荒谬的,另一方面指出,必须致力于中医现代化,才能最终破解“中医不科学”的质疑,最后提出,当前这场中医存废之争,实质上是近一百年来中西文化论战、现代化与西方化论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它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关系到中医现代化的命运与前途,需要严肃、认真的对待。     

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论争

在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现代与科学话语下,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和生存挑战。为争取生存合法性和发展空间,中医界在这场中医存废论争中极力强化其“民族医”身份,试图将科学或非科学、现代或落后的医理之争转化为卖国或爱国、侵略或反侵略的义理之争。医界的论争实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碰撞冲突。     

盛世才与苏联关系新见

盛世才在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能够在新疆坐稳与苏联在军事、政策等方面援助是分不开的，同样，与苏联的反目也直接加速了“新疆王”时代的结束；盛世才一改“亲苏”立场，绝不是偶然的，在思想上表现为“主义之争”，在新疆领土上表现为“归属之争”。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 ,认为胡适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 ,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 ,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主义有作用 ,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 ,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 ,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 ,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文学翻译基本原则初探(上)——再评《哈姆莱特》几种中译本

翻译,长期以来就有“直译”与“意译”之争。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太笼统,随后也有不少人对此作过具体阐述,也有许多人提出了异议。从理论上讲,“直译”与“意译”之争和“信、达、雅”之辨,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但实际上却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一回事。一般说,“直译”侧重的是“信”,即忠于原文;“意译”强调的是“达”,即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不上医院、少吃药,大国医教你治百病!

胡维勤,中华名医,现年81岁高龄,曾担任多位领导人医疗保健医师,具有丰富的保健经验。1995年,他被评为“突出贡献的医学科学家”,享受特殊津贴。胡教授介绍说:作为保健医生,职责就是将疾病消除在形成之前,也就是“治未病”,而如何在疾病形成之前就能未雨绸缪,中医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很多人认为中医神秘莫测,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医艰涩难懂,胡教授却说:其实,中医一直就在我们身边,融     

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反思与回答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之争主要有三种形态 :“体系论”内部之争、“体系论”与“方法论”之争、“经典形态”与“当代形态”关系之争。当代性之争的焦点可归结为 :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性 ,还是“超越近代西方哲学” ,在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及其当代意义 ?“比较对话”式地研究马克思的当代性这一思路容易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语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讨论马克思的当代性问题既需要做正本清源的前提工作 ,也需要搞清楚是“哪个”马克思 ,是“谁的”当代性。马克思的当代性意义不是“现成的”与“抽象的”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叶向高与东林党

“东林党魁”叶向高之说尚有商榷之必要。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官僚士子的意见，不能以此而确定时向高是东林党人，尚需考察两者在其他政务上观点之异同。事实上，入阁前之叶氏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尚多一致，但人周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天启年间，就宦官专权与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却极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的代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而言，他并非一位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了。     

宋恕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影响

晚清温州学人宋恕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学界对其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宋恕对于三教平议、儒法之争、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以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皆发表过独到见解,其“力攻伪儒”的中国传统学术思辨不仅是其“藏诸石室,未敢示人”的思想精髓之所在,还为其变法思想提供了知识图景、历史坐标和理论基础,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梳理宋恕的学术思想,既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晚清学人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多重面相,也可以管窥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历史消息。     

“双性同体”的解构与重构——解读《捕蜂器》中弗兰克的矛盾身份

伊恩·班克斯在《捕蜂器》中塑造了一个“双性同体”的邪恶少年杀手弗兰克。作为一个被父亲建构的“男性”,弗兰克的女性生理性别和男性社会性别成了二元对立的矛盾。作为一个“兼性人”,他的自身充斥着不可调和的、互相矛盾的因子。被“交性”后的弗兰克被排斥在男性和女性的范畴之外,成为一个“他者”。而最终其男性身份被解构的结果却是其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弗兰克的矛盾身份反映了女性主义关于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争中后者的胜利。弗兰克矛盾的双重身份导致了他矛盾的思想意识,并最终酿成了他畸形的人格和悲剧的人生。     

“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考辨——与陈书录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1989年第9期刊登的陈书录同志的《“宏襟宇而发其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以下简称“陈文”),是篇卓有见地的文章,但美中不足的是所言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不久又引起了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有悖于史实。“陈文”谓:“早年的王世贞与宗臣也参预其中,并成为李攀龙攻击吴国伦的左右手……在李吴之争中,李攀龙、宗臣等人指责‘明卿(吴国伦)亡赖’。”这就是说:①发生在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的这场论争,曾持续了较长的时间;②这场论争的初期,王世贞、宗臣曾站在李攀龙一边,攻击吴国伦;③李攀龙、     

试论蒋介石的“三上”、“三下”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派系复杂而又长期陷于派系斗争的政党．其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22年中“三上”“三下”为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的历史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轨迹．蒋介石“三上”“三下”，一方面出于他个人攫取党政大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其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背景．研究蒋介石“三上”“三下”的历史真相，对认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兴衰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500本《揭秘百岁老人》限量赠送 大国医胡维勤首度公开:摆脱疾病,延长寿命的秘密

不上医院、少吃药,大国医教你治百病!胡维勤,中华名医,现年81岁高龄,曾担任多位领导人医疗保健医师,具有丰富的保健经验。1995年,他被评为“突出贡献的医学科学家”,享受特殊津贴。胡教授介绍说:作为保健医生,职责就是将疾病消除在形成之前,也就是“治未病”,而如何在疾病形成之前就能未雨绸缪,中医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很多人认为中医神秘莫测,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医艰涩难懂,胡教授却     

叶燮美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在中国美学史上,清代的叶燮(1627—1703)是很有建树的,他有自己比较明确自觉的美学理论,不仅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而且在阐述上也比较充分,他的美学理论对中国美学史具有独特贡献。一、什么是美历数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回答,从春秋楚灵王时期伍举关于美在于“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的定义,到孟子的“充实之为美”,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很多人都想给美下个定义;可是从战国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试论李勣的为臣之道——以唐初的几个重要政治事件为考察

李勣无疑是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他戎马一生，战功非凡，但是他历经三朝，却屡屡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千荣身自保，无论是翟让李密之争，还是玄武门之变，抑或是太宗托孤、立武则天为后的诸多政治事件里，他往往“徘徊顾望”，即便身居宰相高位，也要“抗表求解仆射”。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一直小心谨慎，这与他金戈铁马的沙场之勇形成鲜明对比。